文/蒋锡培 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及董事局主席
那时的少年梦
我是农民的儿子，1963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市范道乡。我是家里四兄弟中最小的，还有一个姐姐和妹妹。
我父母那代人小时候经历的苦难，难以想象。我父亲两次被日本人抓去，都要砍头、枪毙，是被村里的保长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他愿意为我父亲性命担保。
就这样，我父亲从日本人的刀下活了下来。因此他讲，“日本人侵略我们，烧杀抢掠，我们中国的百姓像猪狗、像鸡鸭，说宰就宰，毫无人性，主要是我们国家当时太落后、太穷、太善良了。善良就是被别人欺负”。他一直教导我，“你们都要争气啊，还要继续努力”。
从小读书我就有一个理想，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或工程师，考上大学、跳出农村，不在农村里过苦日子。
但天不遂人意，1980年，我高考落榜，父母想让我继续复读。复读1个月后，我就提着行李回家了。我父母很失望，那阵子经常故意唤我到地里干农活，盼望我懂得做农民的苦。
一向听父母话的我，破天荒地违抗了他们。我母亲哭得很伤心，甚至对我说，“白养你这个儿子了”。我心一狠，决定离开家，当时已经想好要学一门手艺，荒年饿不死手艺人。
那时在杭州修表的二哥，跟我说修钟表一天有十来块钱收入，好的时候二三十块钱。我听了很有感触，能赚这么多钱啊?一年至少也有好几千啊。当时城里国企职工月收入不过上百元。
1980年11月，我跟着二哥学修钟表。我每天学习修表到深夜，别人学半年才会的技术，我56天就学成了。
学成后，我在百货公司门口租了个店面，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我这一生要挣5万块钱，回家盖两间楼房，娶个贤惠漂亮会过日子的老婆，有个幸福美满的家。这个目标在当时还是很宏大的，如果有5万块的存款，光吃银行利息也够过日子了。
我发现当时周围很多钟表匠的工作态度是“能多赚一点是一点”。但我牢记父母的教诲：做人做事要厚道，厚道人不会吃大亏。我从不乱收费，技术也过硬。
没想到，很快我的生意就忙得不可开交，送来的钟表要排到两三个月后才能修。有的客人宁愿等两个月让我来修，也不去立等可取的钟表店。不到1年时间，我就实现了我的人生目标，赚了5万块钱。
1985年，22岁的我已经在乡里盖上楼房，也娶了媳妇，手头还有28万元的“巨款”。
二十多岁创业
赔了个底朝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有朋友告诉我，可以买个车子跑运输，或是开模具厂，生意火热得很。
我被搞得蠢蠢欲动，最后选了自己熟悉的行业——做电风扇的定时器和钟表发条。1985年底，我回到宜兴，在家里面摆了两张冲床，当作一个小工厂，没日没夜地干。
按道理，我修钟表赚了二十多万元，选择做定时器，还是跟修钟表这个行业有关的。但没想到，这次创业让我赔了个底朝天。
一开始我做的是电风扇的定时器，当时一台电风扇一百多元，加安定时器需要多10元，老百姓大都觉得不划算;后来去做闹钟里的发条，结果一般发条上了至少能跑48小时，我们的发条跑20小时还不到。
所有产品都卖不出去，我好几个月都处在痛苦之中。
1987年，我不仅把第一桶金28万元全都亏完了，还负债将近20万元。24岁的我第一次创业赔了50万元。要知道，那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过几百元。一下子，不说是从天上掉到地下，也算是从半空中掉到地板上。
我们兄弟几个的钱全都花完了。我记得家里当时刚养了两头猪，都还没有长大，我妻子为了帮我重振，200块钱把它们卖掉，给我当差旅费。
我揣着这沉甸甸的钱，带着厂里另一个人到苏北上门推销。没想到约好的见面时间，他们老总却到南京出差了，需要等五六天。
我俩一心想做成这单生意，只好咬牙等待。房间从20元一天，换成10元、5元一天，甚至住到宾馆大堂里。还把带去的200把宜兴茶壶卖了当盘缠，直到最后三餐无继，手头只剩下1毛钱，对方也没有露面。
那时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没钱憋死英雄汉”，回家路费都凑不出了。最后，一位好心司机把我们送到了无锡。
真是山穷水尽了。
既然选择冒险，我就只能往前冲
这段让我倾家荡产的经历，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永远不能做卖不掉的产品。走投无路时，在宜兴一家塑料电线厂做销售和采购员的大哥，给我带来了一个价值千金的消息。
1988年底，有一天大哥回来跟我讲，现在电线电缆一天一个价，你可以做这个生意。你到那边看看，然后买回来，我在这边帮你卖掉。
第二天，已经负债累累的我又找到了所有亲戚朋友借钱，这家3000元，那家5000元，愣是借了十来万元。我马上跑到安徽、浙江，收购当地的电线电缆产品，把它们拿到江苏、上海卖掉赚差价。
当时到处都是关卡，我们又没有手续，冒了很大风险。为了赶夜路，有一次大雨天爆了多次轮胎，把魂都吓掉了。
所幸这次冒险值了，基本两三天我们就能销售一卡车产品。一年多时间，我不但把欠下的二十多万元债务还掉，还赚了一百多万元，成了我们乡的首富。
1990年年初，范道乡准备筹建一个私营经济开发区。乡党委书记来找我，说：“锡培啊，范道乡穷，农民太苦了，你能不能带个头，在开发区办个企业，帮乡亲们尽快脱贫致富?”
书记邀请我进开发区办厂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家里很多长者来劝我，“锡培啊，这几年辛苦积攒的一笔钱，即使放在银行吃利息，你这辈子也用不完，何必跑到乡里吃苦呢?”
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家里买了全村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父母拿出来跟大家共享。夏天把电视机放在开阔的场地上，平时就放在自家院里的宽敞地方;村里任何人上门借钱借物都不会空手而归。
那时，范道乡人均年收入只有800块钱，甚至流传着一句乡谚——“有女不嫁范道男”。一想到这里，我立即决定和28位朋友筹资180万元创办一个电缆厂，也就是远东的前身。
1990年，电缆厂成立当年销售额就超过462万元;到1992年，电缆厂的产品供不应求，销售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
远东做得越红火，我就越发愁，因为遇到了资金问题。当时民营企业贷款是一条“高压线”，很多银行不敢为我们提供贷款。
我曾经驮着一大袋甲鱼、鲑鱼去拜访一位银行行长，告诉他自己有多了不得的订单，银行资金投进去一定可以得到丰厚回报。行长也很无奈，“小蒋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国家政策我不能违背啊”。
这个问题一直就像我心底的一根刺，让我寝食难安。正当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时，转机却出现了，上天给了我一道选择题。
1992年，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乡党委书记坐在我家沙发上。书记来的目的很明确，说服我把远东从私营企业变成集体所有，“乡里没什么资金，但可以给一些优惠政策”。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权还是在我手上。
这次来劝阻我的亲朋好友就更多了。在一般人看来，把自己辛苦打拼的天下拱手让人，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答应了。当年做这个决定，有很多人说我是“傻子”，就连一直在身后支持我创业的家人也不理解。
其实我也忐忑不安，给远东戴上“红帽子”就可以从银行贷到款。但代价是“丢掉”辛苦积累的五百多万元资产。500万啊，在当年不是一个小数目。
既然选择了冒险，我就只能往前冲。
1992年改制当年，远东就拿到了农行的100万元贷款，第一次招聘到了大学生;1994年底，销售额更是一举突破1.5亿元，总资产达到5000万元，是改制前的10倍。
后来远东经历了5次改制，从民营、集体、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变回了一家民企。每次改制都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每次都难于上青天。
1997年，为了跟华能等四大国企合作，我先后9次到北京谈判。最关键时刻，我突然接到家里电话，我妻子被摩托车撞到脑震荡，她为了不让我分心，专门打电话跟我说自己挺得住。我想过放下谈判回家照顾妻子，却身不由己，只能调整好心情，再次回到谈判桌上。
经过35年发展，远东年营收近500亿元，员工近1万人，成为一家业务涵盖智能缆网产品和服务、智慧机场/能源系统服务、综合能源服务、智能汽车动力及储能系统和产业互联网五大板块，其中电缆连续21年行业领先。现在中国约2/3机场的航道灯光电缆都是我们做的。
创业35年，我的三点感悟
经常有人问我，远东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中国企业500强，你有哪些心得?我有以下感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战略就像男人选老婆
曾国藩说过一句话：谋大事者，首重格局。这句话对企业同样适用。企业战略很重要，就像男人选老婆，一定要选对。
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就是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企业一窝蜂涌入某个业务，自己也跟着进，并没有与业务相关的想法，这是随大溜。随大溜好吗?有些人说好，因为“羊随大群不挨打，人随大溜不挨罚”。
但我觉得不管怎样，企业家要有主见，进，为什么进;进去后，自己的核心优势在哪里，能坚持多久、能走多远;万一要退，是否有退的余地，不要进去了就栽在那里起不来。
能力是银牌，“品力”是天牌
远东早期做电缆时，市场上充斥着许多以次充好的电缆产品。去工厂检查，90%以上合格;到流通环节检查，60%以上合格;但要是到施工现场检查，合格率竟然不到10%。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做企业还是得讲良心、敬畏市场。所以远东规定库存产品只要是有点瑕疵的，绝不可以流入市场。谁让这些产品流入市场，就撤他的职、除他的名。
曾经有一批电缆有部分瑕疵。为此我和哥哥争执不下，哥哥认为虽然不合格，但东西还是能用的，剥掉报废纯属浪费。最终他拗不过我，这批产品该报废的报废，该烧掉的烧掉，损失了一千多万元。
创业35年来，远东始终坚持一件事——“依规办事、诚实做人、和气生财”。我也是这样来筛选员工的。在我眼里，员工的学历是纸牌，经历是铜牌，能力是银牌，脉力是金牌，思力是王牌，品力是天牌。品力就是指“品德”。
一年靠运气，十年靠经营，百年靠文化
一家企业就像一艘船，企业家造这艘船不容易，出海远航到达目的地更不容易。最关键的是船上的人有没有共同的梦想和过硬的航海技术。
很多企业都有一个致命伤，就是最终都做成了家族企业，所有股权都握在自家人手里。员工只是被雇佣者，跟企业的利益是脱离的。最终，这些企业走向老板和员工“貌合神离”的窘境，这是很可惜的。
我认为，员工对企业来说，正如齿轮之于钟表。齿轮虽然微小，但绝非微不足道，只要其中一个齿轮坏了，手表也就坏了。所以一家企业能否形成与员工分利的文化，才是问题的关键。企业家要从“船主”走向“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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