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时代”的梁山管理
“白衣秀士”和“黄衣秀士”之别
梁山的创始老板、第一任CEO王伦，最初“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看来，王伦读过一点书，高考落榜，又有点江湖气质，在社会上碰了壁，很不如意。和杜迁两人曾经投奔“柴大官人”柴进，又得到了柴进的一点资助，在梁山拉了一批人马，搞了点“实业”。
施耐庵写《水浒》，每个字都是微言大义。王伦的绰号“白衣秀士”，绝不是这么简单起的。历史上真实的王伦，外号其实是“黄衣秀士”。
《宋史》里面有记载，当时在沂州（今天的山东临沂东南），确实有个王伦造反。虽然人数很少，只有几十号人，后来也只发展到几百人，但是，很有声势。根据欧阳修的记载，这个王伦“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其王伦仍衣黄衫。”众所周知，“黄衫”不是随便穿的，只有和皇家沾点边的才能穿黄衫。这个王伦，本事和实力不大，口气和野心却不小，公然与朝廷叫板。给人感觉像20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的戴尔，拿把螺丝刀帮别人装几台电脑，就告诉父母，他要“战胜IBM”。
施耐庵把王伦从“黄衣秀士”改为“白衣秀士”，一字之差，两者的胸襟、气魄、格局、眼界，高下立判。既然只敢穿“白衣”，王伦日后的事业，注定大不到哪里去了。
不合时宜的排名制
创业初期的梁山，王伦这个“老大”，并不像后来的宋江那样拥有绝对权威。比如，林冲上山之时，王伦本来打定主意，准备找个借口，把他打发走，“免致后患”。可是，另外几个兄弟——朱贵、杜迁、宋万都据理力争，无奈之下，王伦只能给自己找了个“投名状”的台阶，让林冲留了下来。
不过，在王伦主政梁山期间，梁山泊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排名制已经形成，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后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
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山寨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高低贵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名的依据，是按资历，还是按能力，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这一点无从体现，而曾为80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宋万两人之下，这也埋下了后来“火并王伦”的伏笔；二是过于僵化，按照这种排名制，资历决定一切，排了座次以后，就不能随便调整，来得晚的，本事再高、功劳再大，也只能屈居人下。
很明显，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而非创业之制，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王伦在企业草创时期，就采用这种排名制，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不进则退，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你。
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证明晃盖与王伦的差距不大，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所以，后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废除“排名制”，废除全部旧的“年功序列”，全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重新竞争上岗。
分工和盈利模式
在这个草创阶段的管理团队中，还有一些粗略的分工。朱贵在山脚下开酒店，这个酒店既是山寨的耳目，也是山寨的鹰爪。他的部门算是梁山泊的“情报部”、“外联部”。至于杜迁、宋万两位，就连王伦也认为他们“武艺也只平常”，这两位在当时的梁山泊上多半属于打家劫舍的先锋。他们两人形成了梁山的“市场部”——“打劫部”。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商队，或者说遇上一些“大单”，朱贵一个人对付不了，就要他们两位出马了。
朱贵在山下开的酒店，对于梁山泊而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朱贵在酒店中打探江湖中的各种动态、消息，研究整个国内市场的宏观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朱贵在山下打听、侦察往来客商的情报，研究梁山企业具体业务的“潜在顾客”。“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和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人的精肉片做成腊肉，肥肉拿来煎油点灯。通过朱贵的酒店，对往来客商实施抢劫，是当时梁山泊的主要经济来源。
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四人时代的梁山泊，据柴进介绍，“有七八百个小喽罗”，而据阮小二的估计，则是“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整体数字相差不大。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食量。可以简单计算一下，将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3斤，月耗食量为700×3×30=63000斤。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山寨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
不过，王伦时代梁山泊的规模并不大，和后来宋江时代的几万人马相比，显然不值一提，但是，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山林湖泊相得益彰，易守难攻，占尽地利，因此，尽管其主营业务较为单一，仅仅是“打家劫舍，抢掳往来客人”，但由于摊子不大，也就七百来号人，因此，仍然可以像阮小五所说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分页}火并王伦——血腥的恶意并购
策划发动梁山第一次大规模格局重组的，是智取生辰纲的八人团队。这个团队的最初发起者是晁盖、吴用、刘唐三人。刘唐提供的是信息——有这样一笔生辰纲要送到东京。吴用提供的是谋略和组织安排，而晁盖，凭着他在江湖上的地位、敢作敢当，成为这次行动的首领。
“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吴用去梁山泊边的石碣村，说服了“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加入行动。而公孙胜则带来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杨志为梁中书押送十万生辰纲的路线——黄泥冈路线。得到这一情报，他们才可以从容不迫地精心安排，以逸待劳，坐等杨志送生辰纲上黄泥冈来。 而另一个成员白胜，他家距黄泥冈仅十里之遥，成了这次行动的联络点和中转站。
其实，吴用早就谋划了入伙梁山泊这条道路。当宋江将生辰纲一事被官府侦破的消息紧急通知晁盖后，面对惊慌失措的晁盖，吴用胸有成竹地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齐都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而晁盖却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落草，呆头呆脑的他仍然没有明白个中就里，问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吴用只能进一步点破：“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吴用布下“三阮”这样一颗“闲棋”之时，就已经预谋了日后的吞并梁山之举。
如果没有林冲这个内应，这次并购一定不会这么成功。
晁盖等人本来只是提出“入股”梁山泊，但是，王伦唯一的愿望是守着这个摊子过安稳日子，王伦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有时候强龙能压地头蛇，因此，他拒绝了晁盖的入股请求。于是，投资入股不遂的晁盖团队，干脆和梁山中原来的“少数股东”、心怀不满的职业经理人林冲，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恶意收购，彻底改组了梁山。
林冲早就已经对王伦十分不满。他上山时，王伦百般刁难，“雪天三限”；昔日天下闻名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只坐得小小山寨的第四把交椅，屈居于除了身材高大一无所长的杜迁、宋万之下。 而王伦心里也十分清楚，山寨众人里面，唯一有实力将他的寨主之位夺去的，就是这位林冲。因此他心中甚为防备，而这种心理的表现，就是林冲所见到的“心术不定，语言不准”。恶性循环形成了一种结果，王伦越是防着林冲，林冲就越是憎恶王伦，双方的敌视感与日俱增。只是在山寨中相对平衡稳定的环境中，双方都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暂时相安无事。林冲想要灭掉王伦，恐怕寡不敌众，也没有一个导火索引发林冲的冲动；而王伦既然已经接纳林冲，碍于柴进的面子和林冲的武艺出众，也就隐忍不发。晁盖团队的到来，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虚假的稳定。
从王伦的角度来看，这伙人比林冲更难对付。他们智取梁中书送给蔡太师的十万贯生辰纲，胆大包天，且财力雄厚，可以大把赏赐喽罗收买人心，他的那些手下本来就是为了钱才落草的，眼下来了这样一个大财团，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见异思迁，嫌贫爱富呢？而更可怕的是，就这七八个人，竟然还打败了何涛率领的500官军，更是说明了其强大实力，可以随时在梁山翻天覆地。而上山的7个人中，晁盖的江湖威望和号召力、吴用的算无遗策、公孙胜的神通广大、阮氏三兄弟的水军实力、刘唐的武艺都远在山寨中的诸人之上，而山寨中唯一的一流人才——林冲，不仅不是自己的亲信，而且还很可能和晁盖等合谋算计自己。
摆在王伦前面的，有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收留。梁山泊的实力固然将大大增强，不过，王伦显然对驾驭这个局面完全没有信心，自己的寨主宝座甚至生命，随时面临着威胁；此外，这伙人已经劫了生辰纲，打败了何涛的500官军，想必官府不会善罢甘休，而可想而知的大兵压境，也将打破王伦“小盗即安”的“太平强盗”梦。王伦迅速地否定了这种可能。
第二种选择则是收留晁盖等七人，同时让出寨主之位给晁盖，自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顾问”。这样，虽然失去了寨主一位，但毕竟可以保得性命，同时，在山寨做一个坐享其成的元老，恐怕并不困难。做个“社会贤达”，开寨元勋，从此不问山寨政事，只管分钱享乐，酒肉美女，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以王伦的智慧和胸襟，显然无法让他做出最为明智的抉择。明知抓不住，却偏不放手，一个最不适合做寨主的，却创建了梁山泊，命运和王伦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第三种选择，也是最为一厢情愿和愚蠢的选择，但对王伦来说却诱惑最大。就是像当初对待林冲一样，出几锭银子，打发晁盖等7人下山。然而，王伦忘了一点：当初都没有能够把单枪匹发的林冲打发走，又怎么可能赶走武艺不凡、实力强大、坐拥巨资、谋略出众的晁盖7人集团？
当王伦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之后，一切都已经不再有悬念。林冲与晁盖集团通过一次秘密会见达成默契。在吴用的游说之下，林冲的火并决心已下：为了梁山的发展壮大，王伦非死不可；为了他林冲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身立命，王伦非死不可。
于是，在王伦为晁盖们举行的“送别宴”上，送走的不是晁盖集团，而是一心只想做太平强盗的梁山泊创始人兼第一任CEO——王伦。在人头落地前的最后一刹那，王伦大叫“我的心腹在哪里？”时，无人应答。
{分页}林冲的智慧
——扶晁盖任董事长
林冲火并王伦之后，除了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吴用之外，恐怕每个人都认为林冲自己想做梁山泊之主。根据常理，世上发动政变者，大部分都是想取彼而代之。然而，林冲的选择，出乎常人意料。
林冲割下王伦的首级后，吓得王伦的旧部杜迁、宋万、朱贵慌忙跪下说道：“愿随哥哥执鞭坠镫！”他们的判断是：林冲已经与晁盖集团结合，火并王伦，林冲将是山寨之主，而由于晁盖集团的雄厚实力，完全可以抛开他们几位山寨元老管理梁山泊，因此，作为山寨元老的杜迁、宋万、朱贵，不但不能再以元老自居，而且，如果被当作“王伦余党”铲除也不奇怪。
此时，晁盖似乎也没有摸清林冲的底牌，他的反应也极为老道。晁盖“慌忙扶起三人来”，一旁的吴用则“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吴用这番话，可谓半真半假。所谓“半真”，是说晁盖、吴用没弄清，林冲究竟想不想做梁山寨主？所谓“半假”，是指吴用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前，在与林冲的那次秘密会晤上，就笑着告诉晁盖：“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虽然晁盖一再谦让自己“只是个远来新到的人，安敢便来占上？”但林冲坚决地把他“推在交椅上”，黄袍加身。事实上，假如林冲当时真的起了贪念，做了寨主，梁山将很可能出现第二次火并。扶晁盖上位，是林冲一生中最有智慧的抉择之一。
改组董事会，重建经营班子
虽然晁盖坐了头把交椅，然而，这次董事会的改选，却是由林冲提名，或者说“任命”的。
林冲将吴用排在第2位，负责“执掌兵权，调动将校”，相当于CEO；将公孙胜排在第3位，理由是“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从实际的工作安排来看，像是个不太管事的“副董事长”。林冲自己居第4位，从实际负责的事务来看也就是COO——首席运营长。
这四位，基本上组成梁山新的董事会。晁盖、公孙胜、吴用三个智取生辰纲的成员，四席之中有其三，居绝对多数地位，大局已定。
不过，晁盖终究仅仅是做个豪爽庄主的料，他无法进行梁山管理上的大创新，只是简单地沿用了王伦时期的排名制。而且，在各职能部门、组织结构的设置上，也基本“王规晁随”。而吴用只是一个辅佐之才，说到继往开来，革故鼎新，未免力有不逮了。“晁盖新政”时期的梁山企业，与王伦时代相比，没有质的变化，只是量的增长，扩大了规模、细分了职能、改善了盈利模式。
接下来得安排经营班子了。经营班子的成员，得从第五把交椅开始排。晁盖先虚晃一枪，作出高姿态：“今番须请宋、杜二头领来坐”。杜迁、宋万两人唯一的优点，就是有自知之明，他们想：“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得他们？不若做个人情”。两人明智地对晁盖的“盛情”坚持推辞，老老实实地做垫底。难怪黄永玉《大画水浒》中，在画到杜迁时，评论道：“看定自己没有真本事，倒是人生第一大学问”，而在画到宋万时，黄永玉则点评道：“王伦的毛病，就在于有自知之明，却舍不得放手。当个社会贤达有何不好？”画中的杜、宋二位头领，坐在交椅中，甚为自得。混个小康生活，不用干活管事，照样分金银，穿绸锦，喝酒吃肉，当个社会贤达，不亦快哉？何必像王伦一样，为了一个势必要失去的位置死于非命，身首异处呢？
刘唐排在第5名，他是第一个带来生辰纲情报的人，功劳不小。三阮的排列是第6、7、8位，按兄尊弟卑的次序排列——在功劳和能力没有明显区别的情况下，只能由伦理和习惯来发言了；垫底的是王伦旧部：杜迁、宋万、朱贵按原来的顺序，坐了第9、10、11位。
至于其他的王伦旧部，那些中层干部和喽罗们，晁盖叫他们“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教有失”。在高层的大地震之后，对于底下的小兵小将来说，给谁打工不一样呢？
新“分肥体系”
“薪酬体系”、“激励机制”这些名词，听着都不如“分肥体系”来得直接、明白、贴切。
新董事会成立，经营班子重组之后，晁盖们上山所做的第一笔“业务”（当然还是打劫），是怎么进行利润分配的呢？“众头领看了打劫的许多财物，心中欢喜。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梁山已经有了专职会计核算人员或仓库保管人员，职能分工已经开始细化），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11位头领均分一份，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
首先，将打劫所得的财物，平均分为公私两部分：一半用于山寨的公共事务：比如“修整寨栅，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赏赐有功喽罗、花钱贿赂官府官吏、接山寨大头领的家小上山居住生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哪样不要花钱？这部分钱，是企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用于各种成本费用开支和扩大再生产。
而余下的一半财物，又平均分成两半，也就是说，全部财产的1/4，由11位有交椅的大头领均分；另外的1/4，则由其余的七八百号喽罗平均分配。显然，11位头领所分得的财产，和七八百名喽罗的一样多，即平均每位头领分得的份额，是每位喽罗的70倍左右。梁山的新“分肥体系”，在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得很开；在相同阶层之内，则实行平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