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抗震救灾创新性公益行动纪实
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编者按：日前，本刊从友成基金会获息，由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司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作为指导单位，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再走志愿路——友成应急专业志愿者长途演习活动”于2009年5月1日—5月12日进行。
此次活动主要由《民间参与应急志愿服务国际论坛——友成专业应急志愿者行动计划发布会》，《再走志愿路——友成应急专业志愿者长途演习活动》，《友成应急专业志愿者动员体系后续研发》等系列活动组成。旨在继承弘扬2008年在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等重大事件中志愿者的精神遗产，推进民间应急志愿者力量的有效整合，以期探索一套中国应急志愿者培训、管理和协调体系。
“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中，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迅速有效地团结众多志愿者力量，并在协调各种非政府组织与各级政府机构联合救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从最初的“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绵竹市灾后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到“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机制”，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NGO、专业机构等多方力量协作救灾的“友成模式”，社会各界给予了高度评价。为此，本刊走访了友成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希望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抗震救灾中的许多创新性作法能给我们以后面对紧急事件时带来一些启示，同时希望社会各界对于四川灾区重建工作给予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
2008年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度过的——春节前后的特大雪灾、随之而来阶层与族群的意外冲突“5·12”汶川的天崩地裂、空前盛大的奥运会、蔓延全国的特大干旱，以及至今仍在肆虐的金融海啸……
没有谁能说清楚，为什么这一年不能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必须在经历这一切之后，其惊人的内生力量和人性的芬芳才能意外展现在世界面前？这一年，飞奔前行的中国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的强势阶层与弱势群体有了重新认识对方的机会，似乎忽然涌现的志愿者像天女散花般降落在神州大地，他们的善心和温情汇集并升华为推进公民社会的新鲜力量与中国精神。
正是在2008年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件中，友成这家国内首家企业家群体命名的公益基金会被推向前台。这时，她刚刚成立仅一年。
据零点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绵竹，21.5%的灾民承认曾接受过友成基金会的服务，仅次于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青年志愿者组织。国务院抗震救灾前方指挥成员、农业部高鸿宾副部长称赞友成基金会为灾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最关键的时刻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
2009年3月4日，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国家减灾中心联合举办了“汶川地震救灾救援工作研讨会”。作为惟一被邀请的NGO组织代表，友成基金会王平理事长在下午的会议上介绍了友成在抗震救灾中的做法，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与会民政部有关领导和个别专家甚至提出，要将友成在抗震救灾中的行为作为一个案例好好研究。
“友成模式就是无模式”，2009年4月中旬的一天，友成理事长王平在她的办公室里对记者说，大到曾经领先的社会体制，小到一个民间组织的成长，一旦陷入守旧的模式化运作，往往会走向社会进步与创新精神的反面。
阳光、洒脱、着装得体而不事奢华，这是王平给人的第一印象。
出于一种谨慎的考虑，她不愿透露自己的信仰；也许由于同样的行事风格，在同事们看来，她是“低调的”、“沉稳的”、又是“果决的”。两次长谈中，她总是在竭力淡化友成在公益事业领域的贡献，但对“变革”、“社会创新”，对于因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挫败感而重新被世界注意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热衷，对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种东方式价值观的体味，又使她的思考和言谈时时透出一股犀利的思辩色彩。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友成的终极愿景，或许是通过东方智慧和中国精神探索出一条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在东方语系中以“天下大同”来标示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有什么可能会吸引她长久地投入热情和精力，那可能还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事业，而在名利场，她看到很多人的不快乐，她自己也是不快乐的——笔者曾近乎残酷地反复追问她对财富的真实看法，这是惟一答案。{分页}
需求导向，组织运行的专业性与高效率
“我是被摁住的一批人之一。”如今负责传播外联工作并参与友成社会创新项目的侯佳很遗憾自己没机会“上前线”。侯佳原在某电视台生活频道做编导工作，汶川震灾后成为友成的员工。经过一场类似于战争状态的紧急动员和前后方联动后，侯佳的激动和自豪仍未平息，她觉得现在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救自己”，因为她终于可以坦然地出现在朋友们面前，“现在做的任何事我都可以为它负责！”
2008年5月12日下午1：30，友成成立1周年庆祝会正在进行。2：28分时，里氏8.0级的汶川地震猝然爆发。当时，侯佳正在专心做一周年回顾的PPT，忽然感到地晃动了。“我们在18层，我想我是不是饿晕了。别人还给我扔了一堆吃的。然后那天的计划就变了，当晚没下班，韩靖他们就开始打包，很快地人刷刷刷都不见了……”
空前的灾情就是命令，灾区的需要就是行动信号。从侯佳感觉空气紧张的5月12日下午起，友成内部一切非常规应变都以一种“特事特办”的高效率在快速运行。
“5月12日当晚，基金会起草了应对方案，第二天基本上就是采取了几个行动。我们首先通过媒体发出关注黄金72小时’，‘人的救援高于一切’、‘国际化救援’等倡议。其次，我们直接跟所有的理事单位打电话组织物资。同时，我们基金会自己也开始组织自己的物资（帐篷、海事卫星电话等）。当晚，王平理事长率队亲赴灾区，在受灾前线建立前方指挥部，在京成立抗震工作协调小组。”
随同王平先期赶往灾区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回忆了当时的紧张节奏：“然后我们就买机票，准备去机场。当天就有两个部门负责人要求报名。这样，理事长、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加上司机一共是4个人，买到了13号晚上的机票，白天组织了货源把电话都打完了以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出发了。只不过当时成都机场不开放，我们在首都机场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凌晨4点钟起飞的，到达时已经是14号的凌晨。”
与此同时，友成通过民盟中央和国务院扶贫系统与四川方面取得联系。就在友成前方指挥部成员到达成都第二天，5月15日，友成先期通过绵竹市民政局的民盟盟员最早进入遵道镇考察。正是从这个遭受重创的小镇开始，友成以出众的救灾成果和救灾模式为自己奠定了在中国乃至国际公益领域的独特地位。
作为一家主要从事扶贫开发等社会公益事业为主的非公募基金，友成的资金来自特定企业捐赠，它本身并没有救灾功能，但地震会让灾区呈现出严重的返贫状态，这一点又非常符合友成的扶贫公益理念。因此如何在基金会的行为宗旨和非常时期的灵活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首先就是一个问题，这也往往反应出一家公益组织在特大突发事件面前的专业性和前瞻性。友成团队为什么能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在深入灾区的“非常规”反应呢？
“这种行为的背后，根源于事件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通常来源于人道主义的驱使。根据当时的震感和随后了解到的震级和震中地理位置的判断，特别是温总理在震后两小时内迅速赶往灾区的行动，至少说明这场地震将会带来空前惨重的灾难。”，王平认为，社会公益组织与政府机关、企业应该有所不同。因为以人道主义为天职的社会公益组织更强调“以人为本”，一切首先出于人本心向善的自发自觉的内在驱使。只有这样，在突发事件面前，才会不顾安危全情投入，才能不计个人及自己组织局部的得失开放自己所有的资源，才能不浮于表面做秀而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努力做到，既追求政府机构的严谨和公信力，又确保企业的高效而避免陷入官僚主义的陷阱。{分页}
以人为本的前瞻性，友成的决策高度和它的反应方式
友成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被零点调查公司高调评价为“卓越” 的组织。这不仅在于灾后第一时间它就做出深入灾区的决策，更在于“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需求”这条最高行动原则创造的高效率，以及它在灾区展开的一系列富有预见性的救助项目上。
所谓“第一现场”，是指公益组织必须尽可能地靠近事件现场，这样才能对事态发展和现场需要有最直观的把握，从而提供满足需要的服务；“第一现场”的另一个要求是公益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必须尽可能地深入第一线，这样才能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局势做出正确的决策，并做到信息准确、执行迅速。而“第一需求”则强调公益组织必须以突发灾难中受助群体的需要为最高目标，没有任何机构利益和个人利益可以越过它。
由于四川重灾区当时相对封闭的交通、信息等特殊情势，也由于NGO组织和志愿者在中国仍处于缓慢的发育阶段，客观上并没有取得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足够的信任，公益组织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第一现场发现第一需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一个进入灾区的可靠渠道，还取决于一个组织本身的资源积累。不少小型社会团体和个人纷纷涌到了像一开始的汶川，后来的北川之类“明星地区”，实际上却往往困守一地而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是被友成拣过来的”，如今也是友成的正式员工，已在四川灾区坚守长达九个多月的王小言当初就遇到了这种尴尬。
王小言来自徐工集团，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从事过各种工作，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生产建设型志愿者”。由于不满意当时媒体上报道的某些救灾状况，王小言带着一股愤青的冲动想立即前往灾区，但他被告知，个人是不能单独参与救灾的，必须形成一个五人以上的组织。于是，王小言耽搁了一段时间，终于组织了一个救援小组于5月26日到达绵竹。
去往绵竹的路上，王小言才发现情况有些复杂，沿途他看到的都是从外地来的志愿者，据他估计那一天到达绵竹的大概有两万多人。果不其然，王小言找到了忙得分身无术的团市委书记，请求给他们派活干时被委婉地谢绝了，“当时他热泪盈眶”，王小言回忆说：“他说我确实没办法安排你。你干什么啊？就那么七个人，你看门口全都是志愿者！”
在绵竹帮不上忙，王小言一行只好就地扎营吃饭，打算前往绵阳方向碰碰运气，找个能做事的地方。就在此时，他们被友成的志愿者发现了。
据有关部门统计，汶川震灾期间先后有110万志愿者在灾区服务，大概有20多万是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际NGO组织的志愿者，都不同程度遇到跟当地沟通不畅或者当地政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对接的困难。
当随后赶赴灾区的成千上万志愿者四处“找活干”时，在绵竹市民盟成员、绵竹市民政局长樊春梅的帮助下，友成志愿者经成都、绵竹，于5月18日最早抵达遵道镇。遵道镇毫无疑问是最需要救助的“非明星”地区之一。地震发生时，正在办公楼里开会的三十多名镇干部全部牺牲，偶然没有与会的一位副镇长是惟一的幸存者。
在原有村镇组织体系已被彻底破坏的灾区如何展开机动高灵活的救助工作呢？“发现需求”并与自身资源有效对接的工作思路，被王平认为是重中之重。友成的理事单位中有做医药的，因此，她见到四川省卫生局的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赈灾前方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拿一个单子给我。”拿到卫生局提供的医药清单，友成立即联系相关企业，于灾后48小时之内组织到所需的医药品。
在绵竹，樊春梅告诉王平：“我们现在很多尸体没有办法接收，因为我们没有裹尸袋。”王平马上联系友成的理事单位和四川当地的工厂昼夜加班生产裹尸袋，以至于一家企业的机器因超负荷运转而报废。樊春梅发愁的另一件小事也引起了友成的关注，她说：“我们需要碗筷，没有碗筷方便面怎么吃啊？”友成办公主任张忠华马上去打电话，谈了好多家，买到了价格最合适的碗筷。
“包括妇女生活用品，只有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才可能听到这些需求”，王平认为社会捐助的药品是不是符合当地的需求，是否到达了被捐赠人的手中，外界的捐款是存在银行里在生利息还是用来满足当地的需求，这些问题是考量救灾效果的关键，因为以满足受灾群体的需要为指导思想所进行的公益和为满足自己的业绩而进行的公益，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除了解决此类最急迫的基本需求，更多有可能在未来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则需要公益组织和它的负责人当机立断并提前采取有效行动。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当社会各界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抢救伤亡人员时，友成在卫生部发出防疫动员之前采取的防疫措施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5月16日，这已经是震灾后第4天，友成率先组织第一个由10位防疫专家组成的团队带着价值500万元的流行病快速检验设备和试剂进入灾区。友成组织的这批检验设备使用生物制品来进行疾病检测，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一项技术，其仪器能够在两个小时之内就作出反应，通过反应来检测疫病爆发的可能性。
友成的防疫专家团队在整个灾区10个县的10个点展开免费防疫工作时，中国疾病防疫中心还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专家组进驻灾区第二天，卫生部下文要求紧急防疫。
人的防疫问题被关注到了，动物的防疫呢？
友成从农业部门得到一个信息：在当时的抢救工作中，人的尸体处理比较及时，但大量动物尸体却暴露在外面，它们最容易污染环境，如果任其腐烂，在四川盆地的湿润环境下非常容易引起灾后疫病的蔓延。
由于灾区的路面被严重破坏，无论是针对人还是动物的防疫，除了组织足够的防疫药物和检测设备，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机动性很强的交通工具。此时，最理想的就是摩托车和吉普车。友成研发部主任韩靖是专门玩摩托车的发烧族，他没日没夜抱着电话狂打，和一家家厂商讲价，最终确定了愿意以很高的折扣和售后服务保障提供产品的济南摩托车厂和江西的一家汽车厂商。仅仅3天时间，友成挤出600万购买了500辆摩托车和60辆越野车运抵灾区，并于5月26日及时捐赠给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用于实施灾区人畜的防疫问题。
“国家做这个事不是很好吗？”事后聊起此事，农业部的官员告诉王平，政府部门在处理这类紧急问题时的难处。由于程序问题，如果民政部向财政部打报告要这笔钱可能就很慢，至少要一个月。
其实，灾区也存在政府常规职能无法适应特大突发事件应急需求的问题，友成志愿者到绵竹市的时候，发现民政局的大院里堆放着不少还没有分发的衣物、帐篷、食品，而灾民却在地上凑合着过夜。工作人员解释说，因为登记还没有做完，还要走一些程序什么的。政府对捐赠部门要有交代，要防止腐败或者发生一些其他额外的问题，所以他必须得这么做。
相对于政府部门复杂的程序和国际上成熟的公益组织容易滋生的官僚风格，友成这种新生的民间组织就可以发挥执行力和灵活性方面的优势，在救灾中体现出高度预见性的同时，实现最高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效果。
如果说对于整个灾区的紧急防疫，最早为帐篷区怀孕的妇女和儿童修建板房活动中心等等这些超前的举措仍然属于物质救助层面，友成率先倡导并实施的对于灾区的心理救助，则更多带有“精神与物质双重扶贫的”友成特色。
5月17日友成组织心理专家前往灾区现场指导；同一天，友成专家志愿者、美国威灵基金会创始人徐浩渊教授携《心理救助简要指引手册》抵达成都，加入友成前线救灾团队随团下灾区考察灾民和救援人员心理状况，为下一步心理干预培训制定计划。
5月18日，友成资助并参与的“与你同心——灾后心理援助行动”广播节目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各地播放。
5月19日，资助社工协会的“08地震灾区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服务促进计划”。
……
与此同时，友成还邀请专家编写《心理救助简要指引手册》并考察灾民和救援人员的心理状况，为下一步心理干预培训制订计划；联合理事单位实施开展“紧急保险与你同行计划”，为医护人员、新闻工作人员、志愿者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对抗震救灾的工作人员进行心理抚慰。
在接受《与你同行》的采访时，王平向听众们介绍了在灾区对她触动最大的事。“很多人看到的是惨象，是悲痛，我看到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节目中她谈到了遵道镇那位惟一幸存的副镇长，他脸上表现出的镇定和沉着，完全不像是灾难中的人。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同事全部牺牲，他一个人担负着一个镇的救灾任务，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惊慌，无奈，焦躁。王平还讲到了她在棚花村看到的农民——在夕阳当中，一些灾民在院子里搬放救灾物资，孩子们在跳皮筋，几个妇女在树下交谈，他们的背后是一片废墟。这种背景下，灾区的百姓还有这么一种镇定自若的神态……
可以想象，当各种媒体不断把灾区的惨状和悲痛呈现在公众面前时，这样的“发现”将会给予日夜关注救灾动向的外地听众和灾区群众多么大的感召力，事后的反馈证明，这期节目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我选择这样的画面有我的用意，我当然也知道他们心里的悲痛，我当然也知道他们心理的惨状，当我看到他们跟我们在一起没完没了地倾诉，每个人都是泪流满面的。我为什么不去讲呢？我也知道那些坚定的人其实处于灾后的应急状态或者说心理上的自我麻木阶段。”，王平说，“但我们不能再在他们的伤口上洒盐，我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心态这很重要。”{分页}
整合多方资源，友成的开放精神和动员能力
友成在救灾中另一个特色是“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机制”这个核心的开放平台在赈灾中的孕育成形，并在赈灾期间及灾后漫长的社会重建过程中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绵竹市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试点平台，该平台通过非政府的工作方式解决了政府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广泛吸引了社会力量参与绵竹市的灾后重建，无论在救灾、恢复或重建的阶段，在实际运作中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9年2月26日，绵竹市副市长罗登亮在会见前往灾区考察的友成研究团队成员时，高度评价“绵竹市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在紧急救授阶段的重要贡献是“保证了灾民的生存权，”，并且希望在灾后恢复发展阶段，友成能够引进扶贫项目、发挥对社会志愿者的组织作用，通过资源协调平台的项目支持，帮助保证绵竹灾民的“发展权”。
灾区政府高层的肯定和期待，以及对社会志愿者态度的变化，既来自于友成在救灾中逐步累积的信任，也来自于其卓有成效的协调能力。友成在救灾同时考虑到社会重建，在社会重建中又渗透了以推进公民社会为已任的组织愿景，以开放的精神和出色的动员能力积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组织调动一切愿意参与救灾义举的社会资源，从而实现抗震救灾这一巨大社会需求与八方支援的资源供给的有效衔接。
作为一家创新型的基金，友成在执行层面的行为理念是通过协调强势的企业家阶层和弱势群体之间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需求点，创造基金会的运作空间和时机。在赈灾期间的特殊情势下，这种理念则放大为将自身作为资源平台，并力求发挥出社会化的协调作用来。在协调过程中，友成坚持的原则是“以灾区的需要为第一需要”，不仅关注当地政府和灾区群众在人、财、物等多方面的需求，也关注到上百万志愿者怀着一腔热情急于做点什么的需求，更关注到社会各界对于救灾针对性和救助效率的迫切需求。而满足这一切需求的实现过程被王平总结为几个字：“资源整合”。
当友成志愿者到达遵道镇时，万科的王石也几乎同时到达绵竹。王平听说王石有一个计划，要在遵道做救灾的建筑，而万科在当时已经策划到来年三月梨花节期间要举行的活动了。王平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整合的资源，立即给王石打了电话，也给万科在四川当地的负责人朱总取得联系。从那个时候开始，万科积极表态说要跟友成密切合作，共同做好抗震救灾的事情。
友成对其他企业的动员也得到积极响应，震后30天时间内，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累计向灾区捐赠救灾物资998.19万元，善款累计人民币448.5281万元，截止到9月23日，这一数字高达4000多万元。
友成一位负责人认为王平本人深入灾区第一线，给基金会的协调工作带来相当的方便：“由于理事长亲自到灾区第一线，我们的理事单位得到空前的动员。如果你是在家里面去动员别人，和在现场去动员别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那里我打电话说我需要什么，这些资源就非常快、非常容易被协调了。这就是一把手到场的一个优势。还有因为紧贴实际和现场能够适时做出判断。这个判断你要是在北京通过电话，通过别人汇报和现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友成在志愿者动员方面同样拥有自己的优势。
早在地震之前，友成就已经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研发了志愿者大规模组织动员体系——“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并在地震前夕开始试点操作。由于此前在广西、湖北、贵州等地的项目中与活跃的小型社会组织和民间志愿者有过合作，友成与全国各地的资深志愿者一直保持着联系。5月16日,友成有6车救灾物资要运至绵阳遵道镇,但这个镇急需大量的志愿者协助进行物资的分发工作。此时，王平想到了一个人一定会来灾区：罗世鸿。
电话拨通后，罗世鸿以及全国志愿者和NGO组织果然都在往灾区赶，不过，他们的目标地是彭州，因为这个点既是重灾区之一，而且离汶川很近。
王平建议罗世鸿要来的话就来遵道。“我们有很多志愿者已在那边做起来了，为什么要去遵道？”，罗世鸿有些犹豫。但是王平的一句话打动了他：“这里非常需要志愿者，而且有政府的支持。”
5月15日，友成理事长王平女士在成都会见参与救灾的罗世鸿等各地NGO代表，讨论组织民间力量和志愿者协同抗灾事宜。
罗世鸿等人到达遵道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分发友成带来的六车物资，这六车物资的发放使志愿者在当地成为“最受民众信赖和欢迎的人”，而此前，当地很多人甚至听都没听过“志愿者”这个词。
罗世鸿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志愿者，有他在那里一传十，十传百，就有更多志愿者开始聚在遵道。王平称赞这些志愿者是救灾中“最活跃的细胞”，他们的机动性和专业性很强，一开始是配合友成工作，后来就主动去协调物资，如帐篷不够，就四处打电话去寻找更多帐篷，总之灾区需要什么，他们就去寻找什么。
5月15日，友成与万科合作建立了第一个政府和企业合作参与救灾的开放性平台——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友成与镇政府的有效沟通和对志愿者的资金支持，使得志愿者（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在遵道的救助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为成立“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初步创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作机制打下了坚实基础。此时起，遵道就好象成了一个志愿者的“革命圣地”,遵道志愿者的大集结随之拉开了序幕。据当地政府部门统计：先后有40家NGO（28家注册机构，12家未经注册），470多位在册志愿者参与其中，号称遵道志愿者联盟，被业内广泛传播和媒体报道为“遵道模式”。
就在友成充分动员志愿者的力量，实施“友成之家儿童活动中心”、“友成之家志愿者驿站”、“友成之家爱心图书馆”和“友成之家职业技能培训站”等系列灾后安置项目期间，来自樊春梅的一番感叹触动了王平。
樊春梅拿出一个密密麻麻的电话纪录本对她说，“这上面都是全国各地咨询灾区需要，有捐助意向的个人和企业的电话纪录，但我们的人手有限，根本忙不过来，因此很多事拖到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知道了这个情况后，王平有了一个在“遵道志愿者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更广泛层面社会资源协调平台的构想，同样这些设想被很快推行。
6月21日，绵竹市政府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联合主办、麦肯锡公司协办的“绵竹市灾后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在成都召开，这是友成整合多方资源、建立多方协作平台的开始。
7月4日，“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机制”筹备会议在绵竹市市政府会议厅召开。友成及其专家团队受绵竹市政府的委托，帮助其建立灾后重建的社会资源协调机制及供需匹配平台。
7月17日，需求信息发布平台在绵竹市政府网站上线。这标志着社会资源协调机制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至此，从最初的“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绵竹市灾后重建多方协作友成论坛”，到“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机制”，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NGO、专业机构等多方力量协作的“友成模式”终于成形。
“我们是从当下的需求入手，解决一个长远的社会发展的创新问题。这也是友成区别于一般公益组织的一个地方。”王平在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做这个平台不是说我们为了友成，而是为了一个资源的共享。因为跟政府能够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是我们拥有的一个资源。这个信任关系一方面是有民盟在跟我们介绍，一个是我们去得最早，我们做了很多实事，然后我们还带了很多物资，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建立起来的一种信任关系。而且后来我们又把麦肯锡团队带进来参加这个灾后重建的设计和板房社区，灾民安置方面的一些国外经验我们都通过麦肯锡团队带过去，做了一些很有实用价值的事，提供了一些服务。所有这些都是用我们行动来建立政府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又把这种信任开放给一些组织。所以我们是强调资源整合、开放性和资源的共享。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平台所起的作用。”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者运动元年”，而友成则以推进公民社会为最高目标的创新性救灾行动，不仅赢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官员的敬意，也引起了国内学术机构的关注。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正在进行的“汶川公民行动研究”项目中，友成救灾案例被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项目旨在通过数据和年鉴、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等方法，对汶川地震中社会组织的紧急动员和紧急救灾行动进行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友成以“非公募基金中救灾行动最快发挥作用最受关注”而成为列入案例研究的惟一一家非公募基金。{分页}
公开透明 组织成长的品牌化与公信力
2008年，当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断深入实体经济时，“恢复信心”、“重建信任”、“精神”、“道德”等一度被浮躁的商业社会所漠视的词汇，迅速成为各国政要、商界权威和学术领袖广泛使用的“世界语”。
这种大经济大萧条时期忽然爆发的文化现象，其实暴露出由于经济的长期变态运行而在其他领域导致的社会综合症：作为权威存在的政府组织，长期逗留在光环下的金融和商业机构，以“专家”形象出现的学术领袖以及他们的组织，媒体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无不面临公信力严重流失或陷入濒危境地的局面。
正由于这个深远的根源，网络成为民意、民主和自由发泄的最佳平台。人人急于寻找一个“最快的渠道”大声发出自己的主张和声音，没心情听别人在说什么，也没时间判断对方说的是对还是错。这是因为，当作为经济基础的精神根基崩溃后，经济的恢复必然失去尽快恢复的根本动力；当作为个人安全感和正义感之基础的公信力崩溃后，人人都会失去对自己、对他人的信任——所谓“人无恒产、便无恒心”说的就是这种身心失调、四处盲动的悲惨局面。
“商人应该行天道，应该明白——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个道理”。初次会面，因为记者来自《中国商人》杂志的缘故，王平首先从“需求”谈起，从经济理论到社会体制的变迁，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谈到她对“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于以理性的方式推进社会“变革”的理念。而这一切的实现，具体到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立足，表现在他的德行和价值观；具体到一个组织在社会上的存在和影响力，则取决于它的公信力。没有德行的个人和没有公信力的组织，即便有多么超前的理念、多么富有创造性的方法论，他可能侥幸赢得一时“成功”，但决不可能取得持续的成就。
对公益组织的“公信力”问题，接受友成委托进行“灾区重建项目评估体系和社会资源协调项目评估”咨询项目的零点调查研究集团也进行了重点分析。
募捐组织存在着公信力的问题，这是一个组织中比组织业绩更为重要的表达方面。对于一个基金会组织，其目标是筹集资金，为灾区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组织的救灾捐款数量，从中能够判断出什么？比如捐了1000万与5000万，能够感觉出多大的差别？
相反，对于一个募捐组织，这样的问题会更强烈地表达出来：募捐组织可信吗？因而，可信甚至比英雄业绩更加令人信服和敬佩。
相关的理论告诉我们，公信力是募捐组织的生命线。但是，在一个NGO初步发育的国度里，募捐组织的公信力普遍存在着问题。其根源在于由社会来自由地选择募捐组织的机制的缺乏，以及半官方社会组织（GONGO）的垄断性地位。
友成在救灾中以及平常的公信力建设，或许其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行为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在灾区活动时直接代表了友成的形象，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一个人有意无意的失误完全可能产生“一颗老鼠屎坏掉一锅汤”的作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罗世文自豪地谈起了他们在灾区发放救灾物资的情况。当时有万科等社会组织加盟的遵道镇社会志愿者协调办室最紧急的第一个阶段工作是物资的发放。“通过非官方民间的渠道募集的物资大概有1000万吧，这是政府给的数据，我们自己觉得没有这么多。700—800万，但我们发放得很细，遵道镇大概有23000多人，我们细到给每个人建立电子文本，工作量很大。”
能够确保物资发放到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给2万多人建立电子文本呢？罗世文说有两个原因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首先是志愿者能够接触到灾区本身非常困难，而志愿者行动的策略选择和执行力会直接影响到当地政府部门和灾民对他们的信任度；其次，他们必须对捐助方有一个明确的交代。
“事后政府派人来查我们的账，我们把所有的原始资料都端出来，他一看就吃惊地说啊，不用看了，我相信你们！”原来，罗世文等志愿者在发放救灾物资的过程中，不仅给每个灾民建立了电子文档，还请灾区所有的人来领东西时都在一张纸上按了一个手印，这些原始资料堆起来有一米高。
“因为在受灾的情况下，你这样要做假都很难。不要说做真的，我让你做假的，每张纸上按一个手印你都很难，一张纸上有三十几个人的名字，要排满，很恐怖！”罗世文说。
“廉洁和奉公”被认为是志愿者的必备素质，作为一名出身于历史专业的志愿者，罗世文专门研究过“1934—1937年红军在延安的财政史”，当时延安有七八万人，如何养活这些人，每人一天一斤粮，就要七八万斤米，还有枪从哪里来的？炮从哪里来？这里面肯定要涉及到钱。
这段研究中接触到的历史让罗世文感到震惊：“1935年，红军每个月的开支折合美金大概是30多万元，它统治的地方很大，几百万人口，养几万人，每个月花30多万，非常低非常可怕的数字。所有的人都很廉洁，所有人都很奉公。我看过他们一个公文，如何做春耕，小脚的女人干什么活，大脚的以及放了脚的做什么活，上面全都写得清清楚楚，很可怕。“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只要你决定要做什么事,全力以赴去做这种勇气是很可怕的。有时我在想，换成现在开公司的，谁敢接这个活？”
罗世文这些身居第一线的志愿者用以地致宜的办法确保友成在灾区的形象和公信力。“公开透明，账目清楚，严谨与高效结合”的行动原则，更被友成救灾项目负责人作为考量救灾效果的核心指标之一：
“我觉得有一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所捐赠的每一分钱，他说多少，我一定要查多少；第二通过我的手拿的物资，拿出去多少，我一定要让别人清清楚楚知道这是多少；第三个我要坚持这个物资送到哪儿去了我一定要跟到哪儿去看，是不是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很多人对公益组织有一些看法，认为公益组织做事效率不高，不是那么精确，我觉着我既然在做这个事，我一定要有责任感，就是说从自己的行为上要把关。慈善，也可能被人说成是伪善。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话，你就可以避免这一切。当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也可能是因为企业家给我们无形的压力，我们不这样做可能有一些人不高兴。”
在零点调查研究集团的调研人员来访问时，友成工作人员的回答是：如果说是外在的东西压你去做的话，那么你就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很多方式对付他，而且企业家不可能到现场来查阅这些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做的，友成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想展示出来，其他的地方我可能关注得不是特别多，而我们友成做什么我们都告诉大家我们怎么做的。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到哪儿去的，去了多少，我们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
我们主要是在网站平台上展示，给捐赠人一个回馈，我们送到哪儿去了收据都有。我们还请了复星集团（注：他们是捐赠者）的人一起来，让他们跟着自己的物资走，相当于去做一个调查。我们这样做和别人确实不一样，就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做得是比较好的，商业机构可能做事也需要精益求精。
友成内部人对于这位管理物资的人的评价是：每天大量的物资输送、钱的进出都在他这儿，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开着自己家的车在那儿跑来跑去，接人接物资，打电话调度。他的账记得那么清楚，最后审计来的时候一笔一笔的，清清楚楚的，包括单据，包括碗筷这样很小的东西。
因为抗震救灾，中国历来遇到这种大事情的时候，往往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事，特别是政府部门，你只要没往自己兜里边，或者是没有明确的证据揣到自己的兜里你都没事，但是作为慈善组织，我觉得我们领导这一点是比较对的，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含糊的地方，不能有说不清楚的地方。
“当时就像一场战争一样，然后电话非常频繁，不时有‘前线’的人打电话说我买了什么东西，赶紧把钱打过来。而且我感觉这一块效率很高，虽然很乱。但我发东西不能随便发，我需要不停地核实一些数据，而且感觉到都是这些情况。有时前线的人说我这里很忙马上就给挂了，但我们还得继续给他们打电话，有时他们很多天没睡觉接电话的精神都不一样了。他有点空就想睡一会，他可能只有两个小时，还要分出一小时来做一些别的事情……”，赈灾期间，侯佳每天一上班，主要工作就是不停打电话核实前后方资金和物资的往来数据，或者不时跑到财务那里去了解最新的捐助情况，她需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数据公布在友成的官方网站，以便于社会的监督。
调研人员跟王平也有一番简短的对话。
问：我们的这些做法是参考谁的？
王平：这哪儿有参考？就是严格要求的这么一个心。
问：做到这一步的还真不多。
王平：我们如履薄冰，非常小心，一开始就想公信力、透明度的问题。
问：就是要打这个品牌？
王平：对，因为说实话，提到基金会大家印象都不太好。
友成在救灾中的严谨作风，来自社会各界的救助方最有体会。当时一家医药公司要捐赠药品，他们的代表专门去找了国资委和卫生部，到处去敲人家门说我要去捐。这个公司计划捐1000万的药品，起初就是不肯先捐给友成一部分，说怎么也得捐给国家部门吧，他敲了一圈之后，人家说我还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我还不知道应该让你们捐什么。这位代表非常失望，最后还是把其中的50万的药品捐献给了友成。之后他们发现，只有捐到友成，他才有可能知道他的药品到了哪个医院。他非常感谢，所以当天晚上捐款人就专门给友成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表示感谢。
王平还提到了慈善官僚主义的问题：这一点是我一开始就要防范的，因为我确实感受到有一些公信力很高的国际组织，在运作项目上不深入，对需求反应不敏感，流程太冗长，特别是在灾难的情况下，在需要快速反应的时候反应得不够。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组织，就应该避免政府机构或者是准政府机构这样一些组织带来的弊病，要体现出你的优势，你的优势就是机动、灵活，反应迅速。既要迅速，又不能失去你的公信力和做事的这种严谨性，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在这里就是考验一个团队执行力水平的时候了。
为了友成的公信力和作为一家非公募基金的品牌形象，无论友成团队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还是临时召集的志愿者，始终把“公开透明，账目清楚，严谨与高效结合。”这个原则作为救灾工作中的行为底线来执行。但有时遇到一些特别情况，友成也会有一些“非常规”的选择，冒着自身利益上的风险而追求被服务对象的利益，体现出在整体确保公信力前提下的“灵活性”，对于几次“反常规”的应急处置，王平曾有过如下回忆：
有些时候，一些民间组织或者是志愿者需要救助，但又没有办法出具收据。如果说我看着不管，我觉得说不过去，你是公益组织，那就是所谓的官僚主义，所以这在制度上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如果说严格地按照制度来办你就应当不管，因为你将来的账没法做。但我们还是先自己拿钱来做事情。
在救灾当中我们有几次是先拿个人的钱来做事情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先拿自己的钱呢？ 举5·12志愿者救助服务中心为例。当时他们跟我们要10000块钱，我们是最早资助他10000块钱的组织，为什么其他机构没有资助他？区区10000块钱很少，就是因为他拿不出收据，拿不出正经组织的收据，是一个临时的机构，大家都凑在一起的，哪儿的人都有，没有钱没有办法运作。友成的灵活性就在于我先给你10000块钱再说，不行我自己掏，不走这个基金会的账就行了。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想变成一个官僚主义机构，所以这里面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你说完全是一个组织的机制吗？也没有这样几个机制，就是一个人，我们做基金会就是做人，我一直认为做基金会和做人一样。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就知道到关键时刻该怎么办。所以5·12的志愿者服务中心需要10000块钱的时候我们敢拿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敢违反财务制度，而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哪怕自己出我们也应该出。我们几万块钱他们说拿不出来发票怎么办？我说先给吧，我们总有办法，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前前后后我个人就给了这些钱，即使是个人的钱也应该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