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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货郎女到亿万富翁

  • 责任编辑:cbmag 2009-12-28 08:00:00
  • 从货郎女到亿万富翁
     
    主持人:杨  帆  天津电视台滨海频道《时代智商》主持人
    嘉  宾:周晓光  浙江新光集团董事长
    大山深处走出的货郎女
         周晓光,中国优秀女企业家,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62年,周晓光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偏僻山村,17岁开始挑着货郎担闯天下。而如今,由她一手创建的新光集团已发展成为全球饰品行业龙头企业。她的个人奋斗经历和创业历程,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女性创业自强的缩影和典范之一。
      杨帆:周总,在见到您之前我就特别想听您讲一讲您的创业经历,我觉得如果没有听到这样的故事会是一份遗憾。30年前,当您走出大山的第一天是怎样一种感受?
      周晓光:30年前,当我第一次跟妈妈走出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我是真正生在大山里的一个女孩,我甚至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个时候妈妈正好怀着弟弟,大肚子,她一个人出去不是很方便。我正好高中毕业,就跟着妈妈挑着一担八十几斤的东西,走了4个小时的山路,在东阳上了火车。
      杨帆:您当时的体重有多少斤,就一个人挑了八十斤的担子?
      周晓光:当时我自己也就是九十几斤吧,还是很瘦很瘦的,那个时候我的个子也不高。
      杨帆:您还记得第一次自己独立走出去是在什么时候吗?
      周晓光:第一次自己走出去是到上海,在现在的城隍庙那里摆摊。那个时候城隍庙没有什么市场,我们当时摆摊,很多老太太还要来抓、来赶,自己也提心吊胆的。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特别冷,我第一次要去坐公交车,都不知道公交车该怎么看,从哪里到哪里,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人去,可不可以摆摊都不知道,时隔一个月自己就走出去了。
      杨帆:当时您的内心是不是还是很恐慌的?
      周晓光:从1978年到1985年这个阶段,每年走出去的那一段时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而且那种压力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们过着流浪一样的生活。后来挑着一百多斤的东西出去,比方说到东北,你不可能能经常回来,几十块钱的路费,算是很大的一笔费用了。所以出去的时候要带足够的东西,只能卖完以后再回来。你也不知道到底两个月还是四个月才能卖完?
      杨帆:你回来之后妈妈怎么评价你的这次上海滩之行?
      周晓光:他们内心肯定是安慰的,因为我也可以独立出去做生意,去赚钱了。其实我出去做生意后来又回来,我不愿意出去做生意,觉得做生意太委屈,太让人瞧不起了。所以我妈妈在金华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六毛钱一天,十八块一个月,我认认真真地去做。结果不到一年我就得了一场病。因为我打工的时候每天吃的都是霉干菜,我连5分钱一碗的青菜豆腐汤都舍不得买。
      杨帆:因为你几个月下来都是吃霉干菜,然后吃得营养不良了?
      周晓光:对,营养不良,低血压、贫血、然后心脏开始不好。我记得我赚了九十块钱回来,连医药费都不够。所以后来想想,这样还是不行,我还是要出去做生意。
     
    背起行囊,从义乌一路北上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在浙江中部的这块土地上,以义乌人为代表的农民就开始摇着拨浪鼓走街窜巷贩卖小商品,“鸡毛换糖”的说法也由此而来。30年前,周晓光就在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营生背景下,背起行囊,从义乌开始一路北上,她将第一站目的地设在了东北,谁也没有料到,她的首次东北之行竟格外成功,开头仅4天时间就赚到了280块钱。
      杨帆:您当时是用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换来的280块钱?
      周晓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第一次去哈尔滨的香坊区,第一天摆摊的时候生意特别好。但是摆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来了几个地痞流氓,穿着喇叭裤,一进来就把我的地摊踢掉,我不认识他,也没有理可以讲。我问他为什么把我的摊踢掉,他会瞪着眼睛,如果是男的问这话,他马上就一拳打过来。当我问他的时候,我旁边有卖菜的,有补鞋的,就会过来说,你不要去讲要忍受。我没有受这种皮肉之痛,但是有很多在一起摆摊的男的受到皮肉之痛。
      第二次也是在哈尔滨,摆摊的时候突然被工商局连摊一起抓去,我不知道被抓去会怎么样,什么都不懂。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浙江来的,我把我的介绍信给他们看。工商局这些人一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个人从浙江过来真不容易。他们的同情心特别强,然后就跟我说,他们下午四点半下班,那个时候别人也下班,人也多,我就可以来摆,他们看不到,也不会来抓我。我当时特别特别感动,也特别有力量,所以那一次的买卖也特别成功。
      杨帆: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
      周晓光:特别困难的时候往往都是在车上的时候。当我决定明天要去东北的时候,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我就会想,明天用什么样的方法在义乌上车。
      杨帆:你为什么不从车门走?
      周晓光:因为挑着一百多斤的东西,正常从车门走是挑不上去的,车门都很堵。所以明天会不会有人把窗户打开?如果有窗户打开的话,我的行李就可以从窗户塞进去,我不管里面的人愿不愿意,我就塞进去,然后我就马上爬进去,从窗户里面爬。那种力量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居然能够从站台上,从火车上的窗户爬进去。
      把行李全部安顿好以后,途中位子肯定是不可能有的,我就一个晚上一直站到上海。在上海要转车,转车的时候我又要担心怎么上车,往往都是提前一个小时所有人就都站起来了。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背着一百多斤的东西,这样站一个小时。那个时候我的泪水和汗水一起下来,衣服全部都是湿透的,坚持不了也要坚持。然后剪完票,还有地下室、天桥,我的腿已经软得没有办法走,但是我会咬咬牙坚持走下去,这一关又过去了。
      我们一般到东北要坐三天四夜,没有位子,怎么办?我晚上就弄一块塑料布或者报纸铺到别人的座椅底下,爬进去睡觉,到天亮的时候又钻出来,就这么一天又一天,一晚又一晚。最后还有一关要过的,下火车出站的那二十几分钟是非常非常挑战的。要挑着一百多斤的东西,还不能让乘务员看到你的东西很沉,否则会被抓去罚超重,行李超重一罚十几块钱没有了。
      杨帆:你是怎么通过的?
      周晓光:要挤到人很多的地方,然后自己又要装作很轻松的样子,不能让人看出我是背不动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背的行李,他抓也抓不过来,可能只能抓到一个,其他的人都逃出去。那么多年来我被抓到过一次,罚了八块钱,其他几次都溜出去了。
      这一个个难关我觉得还是很历练的。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委屈,觉得压力太大,我哭过很多次。
      杨帆: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掉眼泪?
      周晓光:一般都是生意不好,或者今天跑了几个地方都不顺利,就会觉得自己压力特别大,又不能向任何人求救,没有人能帮到你。那个时候父母都在家里,也没有电话联系,出去三四个月,最多就是打一个电报告诉他们我在哪里,一切平安。其他在外面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承担。即使这样,也要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你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你唯一的就是要把货卖掉,赚到钱。
        
    义乌是全球人的市场
      周晓光白天摆地摊,晚上赶火车,像候鸟一样秋天南下春天北上,就这样寒来暑往6年时间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也就是在这种艰苦异常的“行商”生涯中,周晓光与有着同样跑码头经历的东阳人虞云新走到一起并结为连理,然而他们婚姻的开始并不意味着流浪生活的结束。
      杨帆:您留在义乌也非常富有戏剧性,是吗?
      周晓光: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你如果不出去赚钱的话,那就意味着……
      杨帆:今年又没有收获。
      周晓光:对,然后我们就准备出去。那一次出去的时候我的孩子只有六七个月大,我抱着他,还要拿着行李,我先生也大包小包背了很多行李,准备在义乌火车站出发。那天雨下得特别特别大,然后到火车站的那一刹那,我跟我先生讲,我说,我不走了,我不想再出去了,还是你出去吧,出去把这些东西卖完,我准备想办法在义乌找个摊位,我们就在义乌留下来吧。
      杨帆:这是一刹那之间的想法?
      周晓光:对,就那一刹那。我先生看看我手里抱着的孩子,雨又下得那么大,他也支持我的选择。他说那你就先不要走,我先走。其实他拿着那么多行李一个人出去也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又觉得那一次如果出去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回到义乌来,弄不好现在还在东北。
      杨帆:因为这个小宝贝,义乌就有了新光,有了周总,到现在为止,新光在义乌已经名声大噪,在全国乃至于世界是很有威望的。你觉得最初在义乌立足脚跟是因为怎样一些生意和怎样的操守?
      周晓光:其实当时也很简单,到义乌来的时候我跟我先生的定位是赚五万块钱就回家。没想到我到义乌1986年开始做生意,1987年就赚了十几万。
      杨帆:卖什么东西?
      周晓光:那个时候就卖耳环、项链这两样东西。
      杨帆:那时候的义乌市场就是以批发为主的吗?
      周晓光:对,义乌的市场一直以来就是做批发的。我在外面做生意的时候就是在义乌拿一些商品到外面去卖,它就是一个批发市场。
      杨帆:新光是怎样走向世界的?
      周晓光:1999年,我买下了一个在美国已经做了五十几年的饰品公司。我从美国运了九十几箱东西到国内来,我运回来的东西就是他的一些理念、技术和工艺。2000年,我们要去参加香港的亚洲珠宝饰品展,因为我们已经去考察过,我觉得这个展览肯定很好,所以我们就提前半年做前期准备,最后,2000年6月20日到6月24号的那个展览会我们一炮打响。当时我带了4个翻译,忙都忙不过来,接了七十几个国家客户的定单。我们的国际市场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打通的。
      杨帆:作为义乌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今年的议案哪一个是您比较看重的?
      周晓光:我们中国义乌小商品国际商贸城也受很多政策,很多体制性的制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县级市。今年在开两会的时候,我把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国际商贸城实验区的一个提案提交给了温总理。我想不到温总理特别重视,给我特意批示,要求十几个部委拿出一些思路,给予义乌小商品市场一些支持的力度。因为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是义乌人的市场,它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的市场,也是世界人的市场。为什么?因为它提供了十几万个中小企业的交易平台,十几万个中小企业,就意味着背后是几千万人的就业。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的人都在这里拿货,它的影响力有多大?特别是去年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义乌市场虽然有一点影响,但是因为有义乌这么一个市场,让十几万个中小企业最起码80%以上还活在这里,如果没有义乌的市场,也许80%以上的中小企业,连活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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