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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晋商失魂(续2)

  • 责任编辑:cbmag 2008-08-01 08:00:00
  • 文/慧远  康明  图/荣浪 麦克
    晋商在高潮中戛然而死,留给世人许多的浩叹!
      晋商又在高调中“复兴”,在一场文化运动中“加冕”。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搭台:《乔家大院》、《立秋》等剧目热播、热议;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唱戏:新晋商联合会高规格成立、政府设立专项经费;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狂欢:北京一个地方成立了四家晋商商会;我们看到了星火燎原:许多与晋商有关的活动四处开花……放眼山西乃至全国,耳闻目睹皆是“晋商”、“新晋商”。
      古黄河的尧天舜日早已远去了,大唐朝的风流俊才已经退场了,五代时的刀光剑影已经落幕了,宋元时的浅吟低唱已经嘶哑了,明清际的革命烈火已经淡然了,便是那喧闹一时的学大寨放卫星,也已过时了。山西空间与时间的生态系统与发展定位,总让人感觉有种类似于这种结构:突然……沉默,沉默……突然……的感觉。终于,不甘心的山西人,在学者余秋雨的提醒下,又兴奋地拣起“祖上曾经阔过”的票号文化,呐喊起来——我们山西好风光,我们晋商好荣耀,我们的晋商说不完,我们的晋商“太有才了”…… 于是山西人沸腾了——热血澎湃,热泪盈眶。因为晋商给子孙们留下了许多的宝贵财富,晋商五百年的实践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
      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毕竟目前的中国太缺乏商业精神与商业人文环境。晋商其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至今彰显光芒,让后人慨叹的同时学习借鉴。
      但是,当一种东西让全民痴迷的时候,也许就脱离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当全民狂热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背后,也许恰恰有难言的痛楚与心酸,狂热的背后是难以回避的现实;当一种思想让他的追随者不加思辨地反过来倒过去挖掘深度与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恰恰缺失了传承与发扬过程中应有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怀旧心结,留恋过去的辉煌,向后看,是一种内敛自守的社会心态,而非开拓创新精神。
      我们知道,狂热地追捧昔日的荣耀实际往往是因为无法面对现实;狂热地把祖宗的讨饭棍搽得锃亮往往是因为自己手中连一根木棍都失去了;狂热地挖掘、堆砌昔日的优秀而对问题、缺点、劣根性视而不见时,会发生严重的后果——不是被雪藏就是噎死人。历史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曾经的狂热与追捧是怎样地噎死人。
      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该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与蠢事。
      失落的的山西人,除了一边喝着老陈醋,一边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经阔过的日子”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晋商热中,我们选择了拨开晋商文化的灿烂与厚重泼凉水。我们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的背后的东西……
      我们就像面对一个皱纹满面的老妇,在关注她的深沉、沧桑与风韵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她的苦心与悲哀,这样,我们也许会心灵相通,也许会在以后的路上,让我们不再蹒跚。
      我们意在讨论,而非倾向,更非结论。我们提供一种思维与角度,因为我们认为:真理在讨论中形成,感悟在争议中诞生。
     
     
    晋商就是“黑社会”?一个商帮背后的组织管理
    在谈论晋商问题之前,需要讨论什么是“黑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的“黑社会”与近代的“黑社会”是有所区别的。
      在中国,有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能在残酷斗争中活下来,还能打垮对手的组织,往往都有“黑社会化”的过程。翻开历史,历次政变、谋反、持久成功的枭雄帮派、团队、教派的组织,都有极强的“黑社会化”特征。
      研究人员刘仰在自己的博客里面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黑社会的唯一目的是获得财富。以获得财富为目标的黑社会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们有一套不同于正常社会的管理方式和操作方式;二是长期与正常社会相伴;三是,正常社会的某些管理弱点和空缺正好成为他们的生存空间,因此,真正的黑社会并不打算推翻正常社会的现行政权和制度。黑社会与正常社会的关系就像是一个机体里的寄生虫,正常社会如果死了,黑社会也没法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的矛盾并不在于政权本身,而在于生存的手段和方式,用正常社会的标准来说,就是“合法”还是“非法”。
      中国以前没有“黑社会”这个词。“黑社会”这个概念以及这个词汇,是随着西方文化一起传到中国的。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黑社会”概念的是“帮会”。但是,现在的“黑社会”概念是贬义的,而在中国古代,“帮会”并非完全都是贬义的。
      刘仰分析了帮会与黑社会的渊源: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帮会,其实都是商帮,都是结成团队一起做生意的人。中国传统社会以安居乐业为上,不太主张迁徙。但是,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商品流通,因此,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以贩卖商品为生的商人。在交通不便的状况下,长途贩运、跋山涉水,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古代商人较少单独的个人行为,尤其当贩运数量巨大,或者治安保障较差的路线,大多成群结队,由此形成所谓商帮。
      古代商帮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陆运,一般是指不同地区之间自发的商品流通,例如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西北地区农业与牧业交流的“走西口”等。这是中国古代最具市场化特征的商业形式。第二类是水运,也叫漕运,一般是半官方的。
      各种商帮之所以会成为类似“黑社会”组织的前身,是因为从事商帮活动的这些人彻底离开了土地,摆脱了以乡村为主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社会最普遍的乡村生活,古代中央政府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文化、教育、税收、法律等等。但是,对于那些离开乡村从事商业贩运的人来说,古代政府的各种保障是非常欠缺的,加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重农轻商,造成商人的地位低下,因此,各类商帮不得不自我建立一套规范和制度,以便长期地生存下去,也使得商业活动能够正常开展下去。
      由于漕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最终超过了陆运,因此,以漕运为主导而产生的帮会传统就成为正宗。“江湖”一词基本上是中国古代帮会的代名词,“码头”一词也是中国古代帮会最重要的行话之一。这两个古代帮会的行话现在都成为黑社会的术语,它们的起源都来自于漕运。
      那时的商帮一般都不会为非作歹,他们的存在方式主要是在政府顾及不到的地方自我维持和发展着。某种程度上,商帮自我形成的一整套规范和制度还是非常优秀的。即使我们今天使用“江湖”、“码头”这样的切口时,也不完全是贬义的,这种状况其实是由古代商帮的特点决定的。
      我们现在很多商人和商业场所都供奉的财神,最早就来自商帮的传统。中国的财神有几个,关公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公作为财神其实是商业的保护神,他并不能产生财富,只起到保护的作用。关公作为财神,突出了中国古代商帮的几个特点,一是祈祷安全。有关老爷的保护,便能抵挡强盗和其他危险。二是忠义团结。桃园结义的异姓兄弟能够保障商帮内部成员的忠诚,为了整体利益,彼此奉献牺牲而毫无怨言。三是道德旗帜,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于秘密结社大都高度敏感,而关公是政府倡导的道德形象,商帮将关公奉为神灵,某种程度上就是接受政府的管制,以显示自己不会犯上作乱。中国古代其他的财神也都反映出那个年代里商业活动的道德标准。例如比干,传说是商朝的一个大臣,被商王挖心而死。比干这个财神突出的就是他没有心,演绎之后就是没有私心,绝对公平。另一个财神灶王爷,也叫赵公明,是一个瞎子,意思是说他不会受到利益的诱惑,只凭良心办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的商业帮会都将道德标准放在利益之上。
      古代商帮供奉财神的传统,在今天某些黑社会那里,依然存在,包括在关公(有些是祖师爷)面前结拜发誓的手续,帮会的帮规等等,都是古代商帮传统的延续。
      中国古代商帮向现代黑社会的转变,发生于清朝晚期。虽然自宋元起,就有人提出以海运代替内河漕运,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一直没有实现。清朝晚期,随着西洋铁制火轮的出现,海运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内河漕运。于是,几百万的漕运工人,除了一小部分转为海运工作外,大多数人一下子失去了生计。运河沿岸很多过去繁华的商埠也突然衰落。西洋火轮不仅以海运代替了漕运,而且在中国各地的内河航运中开始了竞争,也剥夺了一大批传统航运行业的生存空间。清朝政府那时候根本无力帮助这些“下岗工人”,这些被时代抛弃的漕运工人不得不利用原先的组织结构,转化为真正为了谋生“不择手段”的黑社会。而且,他们中的有些成员也利用了社会重大转型期的机会,占据了社会管理的空缺,将自己“做强做大”。
      即使在那个年代,已经向现代黑社会转化的帮会,也不是西方概念下真正彻底的黑社会。这些帮会还延续着古代商帮自觉形成的社会责任,带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倾向。青洪帮、哥老会、袍哥等帮会组织后来成为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的重要力量,也就不足为怪。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帮会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中国的帮会真正成为违法乱纪的黑社会,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发达的商业环境中形成的。
      现在一般意义上 “黑社会”一词译自英语和日文。在英语中,“黑社会”的基本含义是“地下社会”,即under-world society,其最初特指“秘密从事卖淫、盗窃等非法活动的社会集团”;后来,其含义才逐渐抽象化,而概指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现代意义上之“黑社会”,基本含义具有以下三种:一是指相对于主流的公开社会的“地下的、秘密的、隐藏的社会”;二是指“某一社会群体具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特点”;三是指“对社会的非法控制”。
      必须强调与申明的是,在本文里面的“黑社会”并非指现代西方概念下的真正彻底的“黑社会”。
      基于此,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晋商。
      现在的人们谈论晋商,更多地是谈论其票号。在许多人眼中,晋商就是票号。因为,票号能够代表晋商的辉煌与巅峰。但是,晋商的票号,让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出许多的特色来。正如前文所言,晋商之所以能够称雄神州,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黑社会的特征是必然的色彩。
      晋商票号是怎样起源的?有一个传说广为流传:顾炎武创立票号。
      晋商票号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初期的发展,始于民间,是写不进官方正史的民间历史。也正是基于此,关于晋商票号的起源才在学术界多有争论。其中最传奇的说法,是说票号的起源缘于傅山与顾炎武的谋划,他们发现了李自成留在山西的藏金,于是组织起票号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清机构。侯文正先生研究整理出的“傅山年谱”中,在傅山70岁的条目下,有这样一段话:“谢国桢《顾亭林学谱》引章炳麟《顾亭林轶事》云:亭林先生45岁时往山东,七十岁殁于山西曲沃,中间游历北方诸都,岁无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尝匮乏。世多谓其垦田致富,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窑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始明时票号规则不善,亭林与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从,以是饶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然则发金置号之说,似非无因。”侯文正又做了如下按语:“今山西民间耆旧,犹有传傅青主与戴廷设票号、且戴廷为之经营事者。顾、傅、戴创设票号,容或有之,姑附于此,俟考。”前些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傅青主先生大传》,系台湾学者方闻所著。书中也有傅山先生与顾炎武一道,秘密创建山西票号,在全国调动资金,以图谋进行反清复明的秘密工作一说。
      范卫峰先生曾在一篇题为《晋商真相》的文章里面如此写道:
      传说不同于历史,可是,传说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很多时候,传说比官方编修、白纸黑字的“史实”更史实。票号管理的高度自闭、严密控制,已经产生了某种“黑社会化”倾向。它实在太不像一个企业了,更像一支秘密军队、一个地下帮派。很多人不相信是商人构建了这个复杂严密组织,宁愿将之归功于顾炎武——这个当时中国最有声望、学问和抱负的头脑。正是这种“黑社会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的短暂大繁荣,更注定了它的毁灭之路。这几年的帮闲文人总结的“儒商”、“诚信”、“创新”、“仁义”等,与票号的真相其实相距太远。
      晋商的起源传说,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晋商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背景,有很深的“黑社会”印迹。{分页}
      我们再看晋商的敬仰与道德。
      关公以“忠义”著称于世,他很早就成为晋商崇敬仰慕的对象,因为关公的身上正体现了晋商所需要的商业道德及精神支柱。因此,众多的山西商人不仅在店铺与家中虔诚地供奉关圣,还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专门为他修殿供奉祭祀。后来,晋商们又把关公当作财神加以朝拜,把他奉为商人的保护神,这一观念随着晋商足迹走遍天下而在全国各地流行。晋商讨论重大商事,都是聚集在关帝庙前,祭祀完后再具体讨论,这就是以关公的忠义来衡量和规范晋商的商业行为,维护良好的商业美德。
      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上面所分析的,晋商具有“帮会”,也就是“黑社会”鼻祖的所有特点。
      从前看过一句戏言:黑社会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管理之一。晋商的票号恰恰深得其髓。
      “黑社会”作为一种组织形态,有其组织体内部的系统结构与“法律”。这种结构具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效率、更大的影响范围和更强的运作能力。在其内部,有至高无上的首领,上下等级森严,还有严格的“家法”,作为组织运行的规范。并且,黑社会组织还形成共同的文化习俗。黑社会所谓的“法制”,具体体现为其所谓的行为习惯、“帮规”、“家法”、“规章制度”等,其内容主要是规定内部结构、行为方式和组织纪律等。例如,明确规定组织的宗旨、目标、纪律以及奖惩措施等内容;同时也可能涉及对外行动、对外部人员的处世方式等内容。“黑社会”所谓的“科层制”,是指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其内部建立起了层次分明、等级有序并且自成一体的管理架构;在纵向上,整个组织系统犹如金字塔,其底部为绝对被支配的基本成员,而顶部则是最高权威和绝对领导者,中间层次为中层领导者,上下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下级服从上级,上级拥有对下级的绝对权力;在横向上,黑社会内部组织分工严密,职能机构齐全,有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严格实行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能够保证黑社会组织生存及其活动有效运转。
      由此我们来看晋商票号的组织管理,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管理模式进行一一对比。
      晋商票号能经营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有较为严密甚至严厉的人事管理制度。开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人,票号的所有人员,从大掌柜到伙计学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而且主要分布在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介休、蒲州一带。不用家人和亲戚,是晋商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不成文规则。当地人知根知底,人品性情如何,口碑俱在,尤其是进入票号必有铺保,保人状况如何有着很大作用。颉尊三在《山西票号之构造》一文中介绍了“同人担保”的内容:“使用同人,委之于事,向采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辩权。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废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
      在票号内,有严格的等级体系以及与等级体系相配套的分配体系。
      山西票号实行三级上下负责的权力结构:大掌柜对财东负责,受财东监督和管理;票号员工对大掌柜负责,受大掌柜的全权监督和管理。大掌柜在票号内有无上的权利,实行高度集权制度,人事和业务都由大掌柜一人定夺,财东不干涉票号的日常经营管理;大掌柜每年年终向财东汇报盈亏决算,财东根据业绩对大掌柜进行奖惩,如果成绩显著,则加股加薪,如果不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
      在进人时,“票号以道德信义为根据,前已言之,故选用职员,养育同人,非常慎重。当练习生,求人说项之时,恐有不良遗传,必先问其上三代作何事业,出身贵贱,再侦询本人之履历、资格,当面测其智力,试其文字,如属合格,择日进号。为郑重人格起见,名曰‘请进’,即明白宣示个个同人有升经理之资格,使其得以安心服务,随处发挥智能,果为杰出人才,短时间即可得到相当职务。促其实地工作,造就常识经验,否则一年之内,开除出号,令其及早另图别业,恐一延长,徒误彼之青年时期。”这就有点类似于“黑社会”、“帮会”在进新人的时候要问清底细,了解他的社会背景,如此,方才能保证进入者“根正苗红”。
      在这三年中,除了业务方面的训练外,票号还要对学徒施以道德方面的训练,如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喜辛苦、戒奢华等。三年后,如经考验证明其人确实可用,便由总号派往分号重用。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在山西商人中流传着这样的学徒工作规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条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等;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
      山西票号的一切有关业务管理、职工待遇和经营纪律等方面的制度,都是由号规这一“家法”来确定的。票号中有“上下班”的说法。伙计被派往分号工作称为“上班”,由分号回到总号称为“下班”,班期一般为三年。在此期间,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禁止私自回家。号规甚至规定伙计上班时所带衣物必须经过检查。下班时,必须先至总号报到,要核实所带衣物与上班时是否有出入。
      现在的公司、工厂,只对员工拥有八小时的支配权,八小时之外,员工去跳舞、读书、打架、恋爱,那是私生活,公司无权干涉。黑社会不同,它要拥有你的全部时间,甚至生命。“只要进入社团一天,就永远是社团的人”。它不但要控制你的工作,还要控制你的娱乐、你的生活、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兴趣爱好和思想。号规规定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小纳妾。比如说外出,你到外地工作是不许带家眷的。那你说过去不带家眷,可以娶小老婆,旧社会可以娶小老婆的。票号它有规定,你在外地是不许娶小老婆的,不仅不许娶小老婆,而且晋商严格规定:就是你在外地工作,娶老婆一定要回山西,娶一个带醋味的女孩子,不能在外面娶,娶就要娶山西人。比如你在四川工作,你看到一个四川姑娘挺好,你说跟她结婚吧,带回山西来,那是不行的,你敢娶,立马就把你开除了,所以要回来。你看这些要求就有点苛刻了,都有点违背人性了啊。当然,更不许吃花酒,就是说你要到什么歌舞厅这种地方是绝对不能够去的。不许贪污,不许盗窃,不许懈怠号事,就是不许在里边干活磨洋工,不许假公济私,不许私自贷款,等等等等有“十不准”。就连写信,“组织”上都是严加控制的。所有的职工,一律不准给总公司写信,如果是公事,必须由指定的老大写给指定的人。如果是私事,也只能写开口信,不能写封口信。这是防止地方诸侯和“朝中大员”拉帮结派,干出让老大不高兴的事。在票号里面,经理有无上之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 “一旦确定经理人选,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经理颇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由,一切经理便宜处置。“山西票号实行的是“总号大掌柜独裁制”,必须得到总号的指示,分号才能运营。
      晋商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对于这些号规,如有违反者,无论身份职务,一律严加处理,直至开除出号。山西票号之所以能称雄金融界百余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制定的号规极为严密。这种严密的号规,完全可以与一个“黑社会”的“帮规”一比高下。
      黑社会有黑话、学术圈有术语、理论界有模型公式,票号里也有他们的暗号和密码。票号“认票不认人”,防伪的手法层出不穷,极为保密,外界难以得知。后来盛宣怀办中国通商银行,拼命挖山西票号的熟手;袁世凯开办银行学堂,也从山西招了六十个票号学徒。这些黑话式的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是不让其他商人沾手这门生意的“护城河”。
         “黑社会”管理制度是萝卜加大棒的。“黑社会”的萝卜就是利益,很多人加入“黑社会”的初衷就是为了获取超额利益甚至不劳而获。正如电影《以和为贵》中吉米仔对邓伯说的:大家入黑社会都是为了拿点小便宜。 “黑社会”组织正好是利用了人的这种贪婪本性对组织进行管理。这也是这套管理的成功之处,针对人性最基本的需求进行组织管理。
      我们来看晋商票号的“胡萝卜”。 顶身股与财股共同参与红利分配,这是山西商人的一大创造与贡献,表现了晋商的魄力与精明。这表明: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努力奋斗,你就能成为商号的股东,就能出人头地,成为富人。正是在这种诱惑之下,三晋俊秀子弟才要千方百计地进入大商号,为实现股东之梦而努力工作。凡山西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顶股银,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但顶身股不承担亏赔责任。总经理身股多少由财东确定,商号内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分号掌柜、伙计是否顶股、顶多少股,由总经理决定。身股的多少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确定。总经理一般可顶到一股(即10厘),协理、襄理(二掌柜、三掌柜)可顶七八厘不等,一般职员可顶一二厘、三四厘不等,也有一厘以下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得到顶身股,而是有一定资历者方可顶身股。例如,大盛魁商号顶一二厘生意者,可管点杂事;接待客商等;顶三四厘生意者,可在柜上应酬买卖,但大事尚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已有一定的做买卖经验,货色一看就懂,行情一看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也敢一语定夺。顶七八厘者,已是商号的里外一把手,或来往于总号、分庄之间,盘点货物、核算亏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顶九厘生意者,日常营业不管,专决断重大疑难。大盛魁比较特殊,没有顶整股的,最高九厘。
      所谓账期,即分红期。光绪以前一般是五年为一个账期,以后是四年,也有三年一个账期的。凡伙友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过失的,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才算正式顶上身股。顶身股后,倘有越轨行为,除重大案情开除出号和赔偿损失外,如属小节可原者,酌情处分,减少身股数额。
      顶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顶股份领取一定数量的“支使银”,又称应使银。每股多者四五百两,少则一二百两,分四季支用,到账期分红时,无论应支多少,概由各人应得红利内扣除,上至经理,下至伙友,一视同仁。倘营业不好,无红利可分,则顶身股除每年应支银由号内出账外,毫无所得。没有顶身股的伙友,则按年支给薪俸。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两,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增加,有十余年历史者可达80-100两,这时就有资格参加身股了。
      不光活着的时候能够分红,死了也能赚钱。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大致经理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未任经理者享受七年的红利,顶身股八九厘不足一分的享受六年红利,顶身股六七厘者享受五年的红利,顶身股四五厘者享受四年的红利,顶身股三四厘者享受三年的红利,顶身股一二厘者享受二年的红利。对本号经营立有特大功绩者,还可再增一二个账期的分红。
      在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33%的职工有顶身股。一开始,银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银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这一年,郝荃、高钰、吕永和三人的身股,达到了每人一股。
      当时票号的一股,在财富上不同于现在上市公司的一股。1908年,大德通的银股总共才20股。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红是2万两。2万两是什么概念?清朝一个亲王,每年的俸银是1万两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由于工资低开销大,清朝公务员屡次以养廉银的形式加薪,一个总督的养廉银,达到了13000-20000两之多,巡抚的有10000—15000两,知府的是几千两,都还赶不上大德通掌柜的分红。
      这种制度的设计者,的确是个天才,他的目的就是让人承认:为票号卖命,值!就像专门为满足那些加入“黑社会”的初衷而设计的一样——让你在甘愿卖命的同时会获取超额利益甚至不劳而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晋商是按照“黑社会”的管理模式与思维来进行组织的。也正是如此,晋商方驰骋商场五百年,“黑社会”化的组织管理立下了汗马功劳。
       
     
    晋商最讲“信义”?两个字的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
    官商勾结也罢,“黑社会”也罢,对于晋商来说,这一切为什么?
      因为晋商是一个商帮,而非政治团体,其终极是为了经济利益与经济目的。那么,围绕这一核心目的,一切的丑陋与其内心深处的愿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晋商认为,经商“虽亦以营利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随着家业的逐渐扩大,特别是当遭遇危机变局时,笃守诚信的晋商终究没有能够从骨子里改变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任何冠冕堂皇的道德标榜,都无法抵御巧取豪夺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商人的诱惑,即使那些过去信守诚实信用原则的商人,当他们看到不守这个“义”则能获取更多的“利”,也就逐步把诚实信用的原则置之脑后。
      问题是,多年来,太多的文人、学者、热血青年看到的是晋商身上光灿灿的东西,而不是理性地来分析晋商的优秀品质与其自身固有的劣根性。
        比如,信义。
        山西人崇尚信义,主张义利相通,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这是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和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晋商敬奉同乡关羽,将其尊为财神,因为他重义气。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雇主。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这揭示了晋商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诚信和仁义是晋商长盛不衰的保障。如今,诚信经营已经是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商人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生产诚信再获取利润。这也正是我们尊崇晋商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商业社会最为匮乏和呼唤的东西之一。
        讲究信义,是为更好地发财,而当利益与信义发生冲突时,晋商该选择什么呢?
        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得病了。
      按理说,总经理得病并不会马上影响到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日升昌票号中,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还有一位十分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翙。
      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并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这就使得毛鸿翙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小事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就这样,一场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
      雷履泰生病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 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老板怎么办?跪地!
      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翙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别人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
      蔚泰厚的号址,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它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和,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这种争斗,明显具有“中国特色”。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里,给我们还原了这场争斗,这场争斗会让太多的读者对晋商的信义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因为财东老板想让生了病的雷履泰回家休养,这位“当管家的”“委托责任人”雷履泰总经理就敢撤分号让财东老板跪下来求饶,这算什么“信义”?因为在“老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那位当“伙计”的毛鸿翙就敢挖走“老单位”的“业务骨干”而且就在“老单位”的旁边宣战似地另起炉灶,这算什么“信义”?
        这场争斗这样说来似乎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我们说详细一点,说深一点。
      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的斗争,一直落实到他们的生殖器,直到其中的一方升天为止。在双方斗争的最激烈时期,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意思就是说,你毛鸿翙再能也是我的儿子,走的我开辟出来的道路。毛鸿翙则针锋相对,给孙子起名毛履泰,意思是说,你别张狂,我是你爷爷呢!
      在世人眼里,山西票号就意味着诚信,意味着荣耀,意味着创造。但在它的内部,却是激烈的争名夺利。
      雷履泰和毛鸿翙不是晋商集团中唯一的商业领袖,但是他们的个人恩怨,至少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笔,他们可以各自打造一个金融舰队,但无法联合起来,制造一艘更大的航母,去飘扬过海,去应对未来的惊涛骇浪……
      当今天的山西商人和学界人士无限赞美这两位创始人的时候,可曾有人追问过:雷履泰、毛鸿翙,你们为什么要斗争到生殖器?
        这就是晋商的另一种“信义”。
      晋商的“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兴盛与衰败中可窥见一斑了。
      晋商票号兴盛的时候,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里面如此记录:“票庄的经理交结官僚,穷奢极侈,以示阔绰”,“及至衰落的时候,即卷款潜逃,伪造账目”,便就可见一斑了!而且“票庄经营太重信用,对于借款不用抵押。太平的时候,因为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待到大势已去“索偿者不得不讼及号东”的时候,这些“平日养尊处优,不问号事,且无一不有鸦片嗜好”的财东们,才明白他们原来担当的其实是“无限责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产,变卖家产及贵重物件以偿债务。不足,则为阶下囚”,“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余秋雨:《抱愧山西》),也就不足为怪了!美国人唐纳德.G季林先生在所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祖祖辈辈苦心经营的诚信品牌,进而形成的繁华人脉因此而逐渐被掐断。诚信乃立商之本,这一点,晋商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在当时可谓无可比拟的了,可他们偏偏没有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或者说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承诺,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这就使得晋商在遭到外来力量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消费者所唾弃。这不能不说是后来晋商迟迟未能东山再起、重创辉煌的原因之一。
      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
      问题还有另一个层面。
      还是余秋雨,他给我们举出了些“信义”史料:“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
      如此轻率,难道就是“信义”经营的本质?
      据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崔崇(山千),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山千)恚愤,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前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文中的这个山西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信有义的人,为数拾金就剖腹,其行为未免有些太率真了吧。如此的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中屡踣屡起呢?
      诚信是无价的,但诚信不是无条件的。对于无诚信的人讲诚信,有何意义呢?弄不好,会连自身也丧失了。在这方面,晋商是有惨痛教训的,可作前车之鉴。
      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和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曾为合盛元北京分号借贷担保。但合盛元北京分号因经营不善,欠债难还,当债主逼上门时,合盛元北京分号经理竟仓惶逃回祁县总号。日升昌受牵连了,当局要求“相与”负责,这无疑加速了日升昌的倒闭。如果当时,合盛元票号能与日升昌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欠债,那何至于出现如此的惨局?是合盛元失信于“相与”在前,日升昌才受牵连于后的。
      与日升昌一样,榆次常氏也是吃了诚信的大亏。主做俄蒙贸易的常氏,在俄商手头据拮,无现钱买茶叶时,便同意赊欠,结果多达140多万两白银。后来,这些俄商大多赖账不还。虽费尽周折,仍所收无几,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直接造成了常氏的衰败。
      大德通是由乔家大院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票号。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萎缩而面临歇业倒闭。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500万石粮食,150万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乔家商号元气大伤。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当时山西自己发的一种钞票叫晋钞。大战(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贬值,大量贬值,最后快成一张废纸一样了。弄到二十五块晋钞,才能抵一块新币。这种状况下晋商对大家的存款,要取的时候怎么办?他也可以趁机发一笔财,拿晋钞换给你。但是当时的晋商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的币值来折给你,给你兑换。
      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到这有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悄然歇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单,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而且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行兑付,这样的要求毫不过分,合情合理。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在分号账目无法核对的情况下,采取了他们自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所有储户,只要拿出存单,只辨认存单真假,不核实账目余欠,不管银两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
      这种舍生取义的大义凛然让后人慨叹。但是,这种飞蛾扑火般的“信义”总让人在后来阅读时怎么都不是滋味。
      还有后来的晋商在“庚子之变”时,竭力向朝廷输诚,足见其见识短浅,较之搞“东南互保”的洋务派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等,真不可作同日语。其“学而优则商”,毕竟只是学了满脑子的道德经义,因此其票号在兵连祸结中,宁可自己破产,也决不失信于民众。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这决计是不合时宜的。
      诚信也是双刃剑,既能保护各自的利益,也会造成难以愈合的自伤。当我们一味赞美晋商是如何地讲诚信,而忘了诚信必须要有的前提和条件时,那么,我们恐怕会误人子弟了。
      难怪刘庭玉先生感叹: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 “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晋商头上有一根“签”?你看那股“九毛九”的劲儿
    很久以前,一位山西商人外出山西去从事贸易的营生,在横渡黄河前往陕西时,失足掉入黄河,遂大呼救命。岸边众人见其为商,即说:给一块大洋我们就救你。商人摇头,九毛八分,如何?众人很是吃惊:在如此紧急情况下还能为两分钱讨价还价,实乃罕见!于是皆摇头,竖一指,此山西商人沉吟半晌,毅然决然地样子:九毛九,再多一分不行。众人眼见此人要沉没,怎能为一分钱见死不救?遂将其打捞上岸。上岸后,商人掏出一元,要求众人找零。可是,那里有一分钱可以找啊!商人不依,众人好笑,遂一笑了之,一元依旧还与商人。
      自此,陕西人民便把山西籍人的这种“扣精神”调侃为“九毛九”,“九毛九”的称号也由此享誉神州,作为对整个山西人的一个戏称。有一个超级段子:山西人“九毛九”到什么份上呢,就是夏天开电风扇,他不说在那好好的扇,而是让电风扇不动,自己端直坐在电风扇前,然后拼命摇头!为什么?省钱啊!
      《乔家大院》很火爆,这个电视剧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天下第一抠”的故事:
      剧中说到陆大可在北京向下人交待:死后就睡用二两银子买的棺材,说:就是睡金丝楠木棺材还不是被虫子咬?如果下人不听,死后变鬼都不会饶恕他们,五是临死前对玉儿嘱托的那场戏,门外放的是用二两银子买的棺材,身上穿的是用一两银子买的寿衣,此人临死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怕后人厚葬他,费银子。非要玉儿答应死后薄葬不可,非要把棺材停在门口,寿衣穿在身上不可,交待完了,心愿了了,也就闭眼了。
      这就是弘扬晋商精神的电视剧给我们展示的“天下第一抠”形象。
      正所谓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山西人九毛九”的性格与处事方式,使得山西人初期积攒财富汇通天下。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精神把一帮晋商逐渐地断送了——山西人在生意场上,过分地计较个人利益,考虑个人的事,甚至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对商人个体来说,这一点,使得人们之间成了纯粹的商业利益关系,影响了人们与过分计较利益的人进一步做生意的兴趣,另一方面,对这个群体来说,在一些关键时期,往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这个话语的背后,便是山西人过分计较自己利益得失的传统与性格——“统观始末,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  
      在传统建筑学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勾心斗角”,指斗拱相互交错相连。山西人对建筑如此痴迷,大概对此更是心领神会。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山西人的心智特别灵巧珑透。这种气质,表现在文学上,是神妙,表现在工艺上,是巧妙,表现在理财上,就是精妙了。而山西人的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随着晋商文化的不断深入发掘,大家对山西商人越来越刮目相看。
      山西人精巧的心计城府,周密的思考能力,使得他们无往而不利,做官成官,做将成将,做士成士,做商成商。他们敢做大事,爱做大事,最终也能成大事。但作为一种群体人格,这种品质一旦失去大家的张扬,失去人格的支撑,便容易庸俗为“耍滑头”、“斗心眼”,往往算计得过了头,“聪明反被聪明误”,做出些贪功求大、杀鸡取卵的傻事来。{分页}
      李宏龄在著名的《同舟忠告》一书中如此恳谈:“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舟。”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联姻为亲戚,结成盐商团伙,垄断了河东、长芦盐利。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地缘组织,“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就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经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这样的和谐和联合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更没有能维持多久,或者只是貌合神离,以至于即使在山西票号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此勾心斗角、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式的格局,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晋商航母,形成坚不可摧的庞大势力,在来自内外两股势力的挤压下溃不成军也就在所难免。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银行。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我国已经有30家银行。但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仍然浑然不觉,沉醉在繁华旧梦中。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这样一个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的面前,但是,他们却没有珍惜。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一封短短的信他写了很长时间,他不知道这个票号维新的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火烧眉头,时间紧迫。清政府已颁布《试办银行章程》,仿照西方银行的模式,对银行设立给予大力的肯定和支持。也就是说,成立股份制银行,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而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贯彻中央精神”的时髦举动。各地分号的经理全部向山西总部请命,认为“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这些在前线打拼的票号中坚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对于变法一事,群情振奋。写完这封信后,李宏龄又特意挑选了十三张描绘北京风光的明信片寄回平遥,恳请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
      与北京剑拔弩张的气氛相比,平遥县城西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沉闷,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当然知道办银行是个好事儿,可山西有那么多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后谁来当董事长?那董事长又会选谁来当总经理?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此后,收到来自京城李宏龄的亲笔信,毛掌柜一律扔到书柜顶上,看都不看一眼:“银行之议,不过是李某人自己想发财罢了。”听到这样的话,李宏龄犹如冷水浇背。
      做了一辈子生意精于利益计算的毛鸿瀚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过多地考虑到了自己的利益得失,从而扼杀了这场“维新变法”。
         实际上,山西票号这块招牌,当年还是挺亮的。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就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极力聘请他来。如果这人实在请不来,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号中的高手。“如此人不能来,弟亦决定要用西帮(山西票号),但访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想成立天津官银号(也就是后来的直隶银行),请山西票号入股,票号没理睬;户部银行(即后来票号最大的对手大清银行),主动挨家挨户敦促票号入股,票号也不干。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为什么不干?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们,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惟我独尊,一旦引入外资,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必将受到牵制。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关起门来做大王,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正是这种“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山西总部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1908年,他们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山西票号这次维新变法的主张,是为了应对当时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即大清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的竞争,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一家大银行,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按计划,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个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当时票号极盛时期的实力,各家集股五百万两,并不困难。
         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号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毛鸿翰。
      最为可悲的是,北洋政府还没有对山西商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利益纷争,自己先吵翻了。这种情况下,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
        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哀叹晋商之败并非“天数”,其实乃是“人事”之祸。100年后,仍然有人将山西票号的败落,归咎于时代的不幸,李宏龄九泉有知,必定再次心寒不已。
     
     
    “根”出了问题?晋商不死那是不可能的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是什么原因,使得晋商没有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创新,而是逐渐衰败呢?
        晋商研究的著作汗牛充栋,各个方家都有自己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观点:
        近代以来,国势的衰微以及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和掠夺;
      晋商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
      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 
      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 
      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
      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
      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
      如果我们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原因,我们估计都会摇头:这些原因只是表面的,这些表象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张正明教授在《明清晋商与犹太商人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犹太商人与晋商的成功,其底蕴就是犹太商业文化与晋商文化。从中看出犹太商人和晋商有好多相似之处,如重信守约、对信息高度重视、切忌轻信、稳妥经商、掌握多种语言以及各自的文化之于商业的作用,等等。
      既如此,晋商为何只在短短五百年之后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呢?
      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确实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有一点却有着本质的差异,这就是信仰文化:
      犹太人从来只敬拜一位上帝,而且坚信只有他们信的才是独一真神;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是骨子里的,是让上帝在主观意识里占主导的,是完全以上帝的教导来生活的,是可以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的。
      中国是没有本土宗教的,据说佛教是从印度那面取来的,伊斯兰教好像是阿拉伯人带进的,至于基督和天主确实是西方列强们赠给我们的“礼物”了,道教确乎是中国本土的产品,但早已被张道灵他们弄得只剩捉鬼降妖的把戏了。不过,自古以来敬神的香火兴盛不衰,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敬神的方法,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敬神说法。在中国敬神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仙也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可以成仙,动物也可以成仙,一棵树一朵花,一块砖头一片瓦砾均可成仙。
      说到底中国人的敬神是比较务实的,早上栽树是为了晚上乘凉,至于别的教派所说的极乐世界或者天堂,那有些太遥远了,连圣人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何况芸芸众生们。
      敬财神可以马上发财,敬药王就会身体康健,敬送子娘娘会多生儿子是不在话下的事情,进不进天堂,到不到极乐世界众生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把现在的生活过好是最大的实惠。因此,中国人拜神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近乎等价交换以求双赢的商业行为。中国人有很多信佛教、信鬼神,中国人是多神论、泛神论,只要是有利于自己都可拜,据统计,中国各民族信的神加起来差不多近四万个之多。因为他们想祈求得到现成的利益,并没有把宗教当作一种信仰,而是怀着一种功利的心去希望得到好处。在晋商发源地,山西省介休市龙凤乡的张壁村,我们可以看到,祭祀的范围几乎被无限化的扩大,既有三大士、真武大帝、吕祖等佛家和道家的宗教神灵,也有空王佛、子孙娘娘、痘母娘娘等民间俗神,还有关帝、二郎、可汗等社会人神。这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任何有希望解决现实问题的神灵都有可能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是中国百姓同时供奉众多神灵的心理基础。
      而西方人信教大多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基督教告诉人生活就是为了受苦,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解脱才能上天堂。所以可以说西方人是为了一种幻想中的天堂经营自己的信仰,并没有功利性。相反,西方很多宗教的戒律是让人受苦的,比如犹太人的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再比如《达芬奇密码》中的基督教信徒执行对自己虐待似的教规。我想这样的宗教在中国是绝对没有市场的,不但不能给人好处反倒还让人受苦,精明的中国人是不会做这样的傻事的!
      那么这种信仰文化的差异之于商业行为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诚信。犹太人把信守契约当作是神的旨意,他们一直都能做到坚持诚信,因而,犹太人的诚信是基于一种信仰,是对上帝负责,是履行和上帝基于信仰的约,守信必蒙赐福,违约必遭罚。诚信意味着平等的交易、公平的竞争,《羊皮卷》中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可行不义,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在这样的信仰文化里,犹太民族几乎人人都是“一诺千金”的布季,这是世界公认的;而中国人讲诚信是基于一种文化,只需对自己(顶多是组织)负责,从功利出发,只是为更好地吸引顾客维持自己的生意持久,在这样的文化里,“一诺千金”只是一个群体努力效法楷模,是个特例。这样,中国人敬奉“关公”只是为了用关公忠义来约束伙计或掌柜的败德行为,从而保证商业的成功。而犹太人为了捍卫他们神圣的信仰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金钱在信仰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
      晋商有自己的信仰,关公就是山西商人发明的“财神”。徽商发源于朱子的故乡,晋商则发源于关公的故乡。对晋商而言他们赖以生存的宗教就是关帝崇拜,这种崇拜与新教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类似,流布天下的晋商信用正是通过崇宁殿中袅袅的香烟而薪火相传。“关公”的忠义诚信在五百年晋商发展史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晋商信仰的功利性,当功利之目的达到了甚至形势好得让东家想也没想到时,这种文化的约束力不经意间被忽略了,当各门店的“关公”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时,各种败德行为就日渐显露了:掺假、刁蛮顾客、私分、贪污、内部人控制、欺瞒东家……晋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晋商后期衰落前的普遍现象。就如当今学生考大学。如果你的目标是考大学,则十年寒窗苦读煞是用功,而一旦考上大学如愿了,那股劲头也劲减,于是通过上网、读恋爱来消磨时光。错在你的目标是考大学,而不是像富兰克林,他穷其大半生精力是为了揭开“雷电之谜”。一个是探索真理,一个是求取功名。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一句话很有意思:“相信永恒的西方人敬畏上帝,只注重今生的中国人惟恐得罪宝座上的皇帝”。这句话最明显地让人看到晋商信仰功利性的根本原因是“只注重今生”,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晋商后代奢华堕落的合理解释: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他三七二十一。
      说穿了,晋商其实就是打着老乡“关公”这块招牌,最早进行组团造舰的一伙商人。每座大庙戏楼都维系着一个商贸集团,包融着票号、粮食、药材、毛皮和日杂等多种经营。而全国的晋商们,其实都加入在一个更大的全国性的商贸集团。敬奉关公更是用意深远,对内——晋商们来说是一种管理约束,对外——经商所在地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宗教约束,
      奠定西方社会基础的法理精神和契约精神也是从犹太人继承过来的。旧约《圣经》中上帝先后与亚当、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立约,这是犹太人更是犹太商人契约精神的源起,所以,犹太商人一旦和谁定了契约,即便赔个倾家荡产他肯定会履约,因为在犹太商人那边,他首先是已和上帝有约,违背对方就是违背上帝。而旧约《圣经》出埃记中记载上帝将律法写在两块石板上令摩西传于以色列人世代遵行便是犹太人法理精神的起源,这也是西方法制观念的源头。犹太商人正是凭着法制和契约(现在的制度和合同)在和全世界各族人民做生意,无往不胜,犹太商人可以用所有种族的人为他们服务,而晋商只用本乡当地人。晋商有个规矩,“用乡不用亲”。雇人一定要雇用老乡,尤其是本村、本县的,但是不能是亲戚。晋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老乡拉帮结派,成群结伙的。正是同乡之间互为犄角,互为支援,才成就了晋商和徽商历史上的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几乎所有商业繁盛之地,其最惹眼、最气派的建筑不是徽商会馆,就是晋商会馆。会馆者,老乡交游约会之馆也。明清时期,客籍异乡的各地商人为了摆脱当地牙商的控制,携手一致对外及协调内部关系,常常以地域为界限,组成商帮,同时为了便于在各地进行商业活动和组织内部活动,又在各地设立了公共的商业活动场所——会馆。会馆和商帮乃是一种表里关系,会馆是商帮的外在组织表现形式。只用老乡,其根源是:晋商所制定的一系列制度的基础是人治,这是基于儒家文化而产生的。必须是“知根知底”,这样晋商用人具有明显的地域限制,“得三晋英才而经商”,而犹太商人可以立于完善的制度“得天下英才而经商”。人才优势在经商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了。
      让我们再回到犹太人。近两千年的流浪,所到之处经常遭受逼迫、蹂躏、残杀,几近灭绝却都起死回生,之所以没有被同化,之所以始终像一家人,是因为无论飘到哪里,无论遭受怎样的逼迫,他们都保存着两本在他们看来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书,《圣经》(旧约)和《犹太法典》。每一个犹太小孩子在刚懂事时,大人将蜂蜜涂在《圣经》上让小孩舔,告诉他们这是上帝对你的祝福,这是美好的礼物,让孩子从小喜爱读书,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几乎所有的犹太人穷其一生都是研读这两本书。这种教育使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犹太人都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度完短暂的人生回到天父的怀抱!这种信仰使他们从小就憎恶、远离一切上帝所不喜悦的,竭力追求上帝所喜悦的。这种永恒的追求、永恒的价值观念融入他们的生命。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在这样力量作用下犹太商人再富裕也不至于堕落到晋商后代那样的光景。在犹太人的信仰里,挥霍和浪费都是极大地不敬畏上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不难看出:信仰的缺失是晋商后代奢华堕落的根本原因。人之堕落,其业必败。所以,梁小民先生的观点是:“一个商帮只要不断地思变,外部环境再恶劣,也可以找到出路,只有自身已不再思变,不再前进时,才会‘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把晋商的衰落仅仅归因于清王朝的崩溃和辛亥革命的冲击,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根本,这只是外因。如果说这样的外因,况怕没有那一个民族的遭遇比犹太人更糟了,但犹太商人何时衰落到一蹶不振,不再复起之绝境!
      因此,有人说,西方清教徒商人是从“禁欲”开始商业活动的,而中国企业家则是从“贪欲”开始的。
      《山西经济日报》曾经刊发过一篇题为《抱愧晋商》的文章,作者说:“我们不难看出信仰文化之于商业、之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再来审视明清晋商后代的堕落之现象,也就不难解读了。市场、金钱始终应该是表面的浅层的,而更深层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则是文化或是信仰。什么时候舍本逐末,都必将不能长久。明清晋商持续五百年辉煌的深层文化背景是置信、义于利之上,而晋商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是信仰的丧失,这是根本。
      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信仰的功利性是造成晋商商业行为在健康状态不能长久运行的根本原因,而信仰的缺失则直接导致晋商后代道德沦丧,奢华堕落最终丧失了祖先基业。与犹太商人相比,晋商的大起大落似乎都可以在信仰文化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除此而外,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通过与外来文化碰撞,以山西黄土文化为基础,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晋商文化。因此晋商文化以晋商的商业道德为基础,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既有敬业的精神,又有诚信的品格。“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晋商积淀精神气质,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使得他们在哲学世界观上恪守居庸处常、尚中贵和的中庸思想有极大关系。“庸”即人伦日常日用,孜孜于此,就会对人民生活、生计心怀殷忧,把淑世之情变成入世之行;就会以平常、平等之心接人待事,从而善于创建自己的新文化。“中”即“执两用中”,恪守“中道”,就会不傍不倚,胆大心小,独立自主,明智决策;就会克勤克俭,节用有度,讲求效益,精于算计……
       正是因为晋商这种精神沉淀,使得晋商缺乏竞争意识,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导致在列强入侵,残酷竞争的新环境之下,他们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而东部地区,实力远不如票号的钱庄业具备竞争意识和竞争思维,他们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商业,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商业服务,从而在竞争中顺利转型,实现金融成长。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尊卑长幼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明清山西商人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唯贤是举。晋商在开业时选择最著信义的优秀人才为经理,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但是山西票号东家将一切经营活动、人事管理、资金运用,委托经理、掌柜全权负责,东家概不干预。如果遇到亏损,只要不是经理人为的失职,东家并不会责怪,反而补充资金,期待来年有所转机。这种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的委托经营关系是建立在信赖与忠诚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体现了企业内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晋商文化。严格的管理体系正是由这种传统的尊卑秩序来维持的。东家(相当于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的董事长)——总号老帮(相当于CEO)——各地分庄老帮(相当于总经理)——不同层次的掌柜或者伙计(相当于部门经理),他们构成了一个严格等级体系。虽然有一定的现代管理元素,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实际上是“君君臣臣”关系的体现。在一个以“人治”为中心的社会里,没有这种尊长秩序是无法想象的。而“人治”的必要条件正是绝对权威的存在。在“人治”票号里,绝对权威的表现就是决策往往由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一个票号的兴衰就取决于一个人了:他决策正确,票号成功;他决策错误,票号失败。与此同时,晋商票号严格的号规约束只能引起防卫性行为,不能产生激励效用。工作中的成就感和对工作的精通属于自尊的需求,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欲望。这种需求是一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能力方面,想使自己最大发挥潜能。可是普通员工对号事没有发言权,经理、掌柜很少通过观察、交往和对下属的倾听,了解普通员工的期望,对反映普通员工需求和期望或抱怨重视不够或根本不重视。普通员工即使得到金钱需求满足,他们的社会、自尊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这样票号缺乏有效的沟通途径,经理、掌柜与普通员工和谐团结的群体精神发挥得不够,导致员工敬业精神降低,对组织的忠诚度降低,许多员工疏远了与票号保持亲密的关系,团体的凝聚力随之降低。
      研究人员程慧指出: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机制和商业道德。但是,它的衰败同样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固有的缺陷。
      真可谓“成也传统文化,败也传统文化”!
      她得出来的结论是:现代企业的生命力在于用法治来代替人治,但晋商是无法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这不仅是晋商的悲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保守和排外。作为封建商人,和封建统治者一样他们拒绝接受一切非封建社会的新事物,更加谈不上“与时俱进”了。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和排外,是长期以来我们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又充分体现在晋商身上。受内陆黄河文明的影响,晋商一直以封闭、保守著称,赚到钱以后,或者修筑防御性极高的深宅大院,或者代为行使当地政府的一些权力,总之是惠及乡里,成了晋商的传统。所以山西都是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在读书科考方面不能实现的文化梦又一次复苏,他们把自己的宅院盖得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再把多年从商形成的“风水”文化融入其中,于是,一座座长方形的封闭四合院建成了,封闭的高墙使自家屋檐的雨水都流不到墙外,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装饰性建筑风水墙、照壁等在美化着宅院的同时,也于不经意间流落出了晋商们那种对自己人生机遇无法把握的无奈。
        他们在文化上的落后,成了晋商心中永远的结。他们所做的,就是用建筑上极力地炫耀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掩盖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余秋雨先生关于晋商的这句话实乃到位。
      可以说是传统文化造就了晋商,同样也毁灭了晋商。
      晋商的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合力的综合结果。但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外来因素的侵入,无一不对晋商的演进发生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进的。晋商的衰亡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晋商文化的消极因素贯穿到经营和组织管理之中,使晋商文化成为其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灵魂。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晋商衰败,是因为文化出了问题。做为精明的有实力的商人为什么没有选择适应新制度,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因素。比如产权问题,家族式管理是开始兴盛的一个原因,后来却成了最致命的伤害,各家族内部产权不明晰,家族之间利益分配就更难统一。票号的实际运营者因为有了顶身股制度也不愿意分权,这些都是票号做不大的原因,此乃家族文化的缘故。
      票号和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初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化解经营风险,甚至有很多票号替山西的有功名的人捐官,但是后来它的服务就太单一了,金融产品一定要有衍生性,单靠最初的纯信用性担保业务利润小风险大,特别是遇到了动荡的社会,贬值最快的恰恰就是信用,这个时候晋商可以考虑进入诸如典当、抵押等业务,一方面放大存贷优势,另一方面从社会吸取实业资源。此乃官本位文化所致。
      我们看到,南方的经济已经崛起,最早的思潮与洋人接触的机会都是在南方形成的,南方的地方官思想先进,对个人实践都抱着积极的态度,整个社会底层人群的见识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很好很多,为什么晋商没有抢占南方,要么说明当时内部效率已经很低鞭长莫及,或者意识已经跟不上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宁波商帮。这就是地域文化的差异。
      
    谁是“新晋商”?高举的这杆旗面向谁迎风而立?
     “新晋商”这个词成为近几年山西最为热辣的称呼。
      “新晋商论坛”、“新晋商研究会”、“新晋商网站”,一系列打着“新晋商”名号的活动在山西紧锣密鼓地展开,当地媒体也对此趋之若鹜。
      在煤商们开始崛起的上世纪末,“晋商”这个词被诸多学者和官员从历史陈迹中翻寻出来。
       “晋商”最初只是作为山西旅游的一块招牌被挖掘出来。余秋雨在山西的游历中和有关文献记载中,发现当下经济落后、灰头土脸的山西,100年前及上溯到更久远的时候,竟是执全国金融牛耳的所在。以至于余秋雨深感“抱愧山西”,他称自己没有想到曾经有这样一些商人富甲海内500年。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反映的应该是江浙一带有钱人家的庭院生活,但导演张艺谋所选的外景却是晋商重镇祁县乔家大院,非常机巧地为余秋雨所揭示的晋商曾经的辉煌做了最形象的注脚。互为表里,相映生辉。
      托邻居陕西人张艺谋的福,借学者余秋雨先生的光,“晋商”这一概念最先热起来的是“大院旅游”,一批又一批人去看那处在“穷乡僻壤”里面的大院,震撼之余感叹万千。乔家大院这个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前鲜为人知的晋商老宅渐渐为人所熟悉。当时,晋商旧宅中的王家大院已破败不堪,常家庄园则只剩下了一个后花园,在“晋商大院”成为旅游景观后都被修葺一新。{分页}
      大院热了,平遥票号也热得烫手,“晋商”成了一个金字招牌。
      以平遥票号老板们为代表的晋商确实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写下过辉煌的一笔,触摸着斑斑驳驳的平遥古城墙,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晋商们当年的富庶,繁华虽已是昨日的梦,但它的余热至今还能温暖一颗颗怀旧的心。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遗存的豪宅大院,在隐约折射一群老晋商的王者气象的同时,更加清楚地反衬出当代山西民营企业的落后现状。不但与叱咤风云的前辈不能比,即便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今天的山西民营企业也逊色许多。
      古黄河的尧天舜日早已远去了,大唐朝的风流俊才已经退场了,五代时的刀光剑影已经落幕了,宋元时的浅吟低唱已经嘶哑了,明清际的革命烈火已经淡然了,就是那喧闹一时的学大寨放卫星,也已过时了。终于,不甘心的山西人,在那个叫余秋雨的学者提醒下,又兴奋地拣起“祖上曾经阔过”的票号文化,呐喊起来,热烈起来。
      在旅游之后,晋商也成为山西人宣传“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文化招牌。2006年,反映晋商兴衰史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风靡大陆,但这只是山西省追溯“晋商精神”的事例之一。此前,话剧《立秋》、歌舞剧《一把酸枣》都曾在遥远的北京引起轰动。11月份,《立秋》甚至把舞台搬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动作背后,主办者的名单上都印有“山西省委宣传部”的名字。
      2005年,山西省委主要领导易人,曾担任过新华社副社长的张宝顺接任省委书记,而在深圳长袖善舞的于幼军则成为新任省长。执政者的思路发生了变化,张宝顺在不同场合强调山西要改变投资环境,省长于幼军则把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向黑矿,并称“黑矿不除,省无宁日”。 “新晋商”的概念在这一年应运而生。
      2005年8月,有着浓重官方气息的山西新晋商联合会成立,山西政经两界的首脑人物尽数出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薛荣哲当选会长。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会上发出的“打扫门庭、开好菜单”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关注。
      “新晋商”一词在这之后成为了山西各种活动的首选称谓。山西财经大学在一年一度的山西经济高峰论坛上开始讨论“新晋商”。山西工商部门公布的山西民营企业百强榜也被冠之以“新晋商百富榜”的名目。山西省官、商、学界的一系列行动都表明,山西意图重新塑造山西商人的形象。一时间,晋商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学术层面上也成了一门显学,而在山西的行政操作中也把老祖宗的残阳当作重振山河的朝霞来膜拜。试图从中探幽见微,炼冶出一副灵丹妙药,来疗救今天千疮百孔的人文和经济环境。
        正如一位记者所说:一个世纪前的山西商人——他们在财力上和经营技术上都是商界潮流领先者——从看起来最为优越的地位,一下子可耻地坠落到一种落后地位,成为失意和孤独的一群。知耻近乎勇,复兴晋商的狂热努力很容易被理解。
      “新晋商”概念出笼之初,就力图为被“抹黑”的山西商人正名。新兴产业的商人们则成为对外宣传的形象代言人。网络英雄李彦宏、航空大亨陈峰、投资银行家薄熙永成为山西省政府认可的新晋商代表人物。这些商人都只是晋籍商人,其创富经历及产业大都在外地,但在新晋商联合会网罗的上千家企业中,他们却成了主力军。这批商人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海外,基本从事金融、证券、投资、互联网等各种产业。
      大陆各省纷纷推出了“鲁商”、“浙商”、“徽商”的活动,甚至在今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十大商帮聚会,仿佛一夜之间,各省都找到了中国商道的传统。其他名号的商人们都平静地把帽子戴在了头上,唯独山西,关于新晋商的命名却引发了新的争论。
      《凤凰周刊》在一篇题为《“新晋商”运动》的文章中进行了上述描述“新晋商”的复兴与运作。
      尽管如此高调,如此大动作,新晋商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局面:谁是新晋商?
      我们回望一下新晋商联合会成立的新闻通稿:
      在21日召开的新晋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薛荣哲当选为首届会长,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山西省商务厅厅长王淑珍,中国光大集团副总裁薄熙永,原省计委主任张奎,中国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陈峰,百度公司总裁李彦宏,香港招商集团董事局主席秦晓,太钢集团董事长陈川平,山西煤焦集团董事长杜复新,安泰集团董事长李安民,山西国际电力公司董事长郭明当选为副会长,省上市办主任赵胄豪当选为秘书长。
      在22日的成立庆典仪式上,新晋商联合会特别聘请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王茂林,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担任新晋商联合会名誉会长,聘请省政协主席刘泽民,原山西省政协主席郭裕怀,副省长王昕、牛仁亮担任联合会顾问。庆典由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新晋商联合会会长薛荣哲主持,百度总裁李彦宏代表海内外晋商在庆典仪式上发言,省国际电力公司董事长郭明宣读了《新晋商宣言》。
      省委副书记薛延忠代表省委、省政府祝贺新晋商联合会的成立,并希望新晋商联合会为推动山西经济腾飞作出积极贡献;省委书记张宝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王茂林共同为新晋商联合会揭牌。
      副省长宋北杉主持了随后举行的新晋商国际论坛,副省长王昕、中国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陈峰、百度总裁李彦宏等先后进行了主题发言。
        当天正式成立的新晋商联合会共拥有1048个成员,其中468个机构成员,580个个人成员,成员分布国内外各地。
      从这个新闻通稿中,我们能读出什么来呢?
      观察人士如此评论:新兴产业的商人们则成为“政府认可”的对外宣传的形象代言人。网络英雄李彦宏、航空大亨陈峰、投资银行家薄熙永成为山西省政府认可的新晋商代表人物。这些商人都只是晋籍商人,其创富经历及产业大都在外地,但在新晋商联合会网罗的上千家企业中,他们却成了主力军。这批商人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海外,基本从事金融、证券、投资、互联网等各种产业。
      从新晋商联合会的成员逐个分析,我们完全能印证这一点。
      “新晋商” 这张名片的制造者们似乎无意将这一头衔奉送给煤商。“我们的成员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话也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其实现在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这个联合会除了要联络各地晋商成为一个群体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导晋商以前的那种精神。”新晋商联合会的理事姚宝说。这位晋商话剧《立秋》的编剧认为煤商不应该成为新晋商的主体。
      “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为山西考虑。如果说外省的企业家来山西,把煤挖完了污染一下,走了,我觉得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把山西的煤资源大批的转出去,甚至是破坏性地转出去,我觉得是良心坏了,这是应该讨论的。”前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在一次晋商论坛上有感而发。于是,本土煤焦商人中的大部分则在这一轮的文化加冕运动中备受排挤、冷落。
         在这场“晋商复兴运动”,或者说“晋商文化加冕运动”中,政府的主导思想,或者代表政府思想的社团组织,都似乎要把“煤商”这一概念远远地撤离“新晋商”。换句话说,“新晋商”实际上就是为一度遭到各种非议的“山西商人”正名,而山西商人之所以遭到非议,是因为“官煤勾结何时了;豪奢之风何时了;矿难事故何时休;生态移民何时止;文化产业何时兴。”箭头直指煤商。
         但是,煤商不算“新晋商”,那么,什么是“新晋商”呢?
         没有人给出答案。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这场政府搭台、商人唱戏、文人捧场的加冕运动中,高举的旗帜竟然没有任何诠释。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冰认为,新晋商的概念相当模糊,在商人的概念中会有多种的商业往来,而煤商们则大多仍只是处于订单销售阶段,新晋商不包括煤商也会有这种考虑,但显然不应该将之排斥在外。
      “煤商为什么不是新晋商,我认为他们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在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春平看来,煤商的崛起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将之排除在新晋商的门槛之外显然不合适。
      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如此,问题的另一面,是许多的人对“新晋商”这顶帽子并不感兴趣。
        “披上文化的外衣就成新晋商了吗?”一位只读过初中的煤商不以为然。介休市富豪阎吉英投资7亿元开发绵山,使之成为山西晋商大院文化旅游中的重要资源,但当选新晋商联合会副会长的却是他的同乡李安民。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被称为新晋商,因为我只是一个商人。”太原富豪张新民的说法代表了一批煤商的心态。“新晋商”这样的名片对于重视实利的煤焦商人们来说吸引力并不巨大。
      除过煤商是不是新晋商这一概念悬而未决之外,还有一个概念让许多人士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什么是新晋商?什么是晋商?新老晋商如何区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崔满红对“新晋商”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现在的山西商人跟“晋商”没有任何关系,而山西煤焦商人们的企业操作也与现代企业的理念相去甚远,他甚至不愿意称他们为企业家,而只愿意称他们为“企业主”。
      《中国商人》杂志编辑部主任侯耀晨发问:“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机构或者部门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问:这个运动如何来玩?
      山西大学教授崔满红就极力反对将“晋商”神化,也反对“新晋商”概念的制造,在当地媒体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他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之后他就很少出现在官方的“新晋商”论坛之中。
        作为新晋商联合会常务理事的姚宝说起这事颇有感触。“我们的成员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话也是大型的国营企业。其实现在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这个联合会除了要联络各地晋商成为一个群体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导晋商以前的那种精神。”姚教授说尤其是诚信,这是当年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现在中国商人非常缺少的品德。 
     
     
    哪里来的“新晋商”?立足的基础与环境存在吗?
      《中国商人》杂志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如今一提到晋商,你会想到谁?
         答案是,几乎百分之百的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联地想到明清时期的晋商。
         这似乎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晋商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突破支撑点。如果说晋商的名声靠票号支撑,那么“新晋商”凭什么立足?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就表示,无论在经营范围还是从业人员,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上,现在的山西商人与老晋商都无法同日而语。除了黄河文明中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新老晋商之间已没有什么联系。晋商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因为晋商文化在大约一百年前出现了断层,至今还没有缓过气来。
      “晋商,已成为历史。”百度CEO、新晋商联合会副会长李彦宏说。
       “山西哪有什么民营企业家,还不都是靠官府吃饭的”。太原市一位搞电力的老板曾经这样对采访的记者说。山西省是中国能源重化工基地,提到山西商人,几乎众口一词“煤老板”、“暴发户”。从常规上看,资源型的产业,一般都是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拥有了财富。 “热钱都投在煤、焦、铁等见效快、产出多的短期项目上,特别是煤矿,因为煤矿最挣钱。”山西省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样向记者表示。
      当年名震一时的李海仓涉足的就是焦炭和钢铁行业。据统计,进入2003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3家山西民营企业,有11家主营上述两项产业,或者是做煤炭行业出身。山西各地的“煤炭富豪”、“焦炭大王”层出不穷。
      长期“计划饭”的供养,注定给山西商人抹上浓厚的“崇官”色彩。正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到的:“中国传统的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 晋商的“官商”传统已经成为晋商重新崛起的一大瓶颈。同时反观晋商的生存土壤,也有着相较沿海发达地区不太有利的一些外部因素。
      “山西的官本位思想太过浓重,吃、拿、卡、要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山西,民营企业老板向地方官员行贿的情况并不少见。”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主任阎敏才说,他一直替来晋投资的外地民营企业服务。
      2004晋商国际论坛期间,一位山西临汾的企业家愤然直言:“我们渴望与政府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但现在却成了‘油水’关系,企业成了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
      据了解,一些全国知名的山西民营企业做大后,被省政府重点保护,目的是“减少寻租空间”。保护内容是:“任何部门要去这些企业检查,都必须到指定机构申请备案。”
      但是即便这种重点保护,也阻止不了非正常情形的出现。“一些领导到企业‘指导工作’,企业除了招待大队人马一顿‘工作餐’,总免不了送给主要领导一个装‘土特产’的箱子,箱子里装的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一位不愿具名的晋商说。
      在官、商利益的共同驱动下,谁人能够否定得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山西的历史,不是一部大挖煤炭的历史呢?而山西企业家的行业组成,也几乎全都染“黑”:“山西本省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无一不是煤炭起家的”。
      毋庸置疑,“新晋商”形象在山西实际上都没有建立起来。
      “新晋商”的形象在发源地没有建立起来,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新生富豪不愿意戴“新晋商”这顶帽子,而这顶帽子有关部门也正如前文所述不愿意送给这些依靠煤炭发财的新富豪们。
      乙丁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上就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立秋》以“晋商”为体裁,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晋商”之所以在当时兴旺,“财布九州”,关键是“以诚信为本”,顺应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步一步做大了家业,创造的“奇迹”。但是,随着时局的进一步演变,“晋商”遇到了新的挑战,在“痛苦”的抉择中,“晋商”该怎样发展?剧情到此戛然而止,取名《立秋》,很意味深长。事实证明,后来的“晋商”没有走出“困境”,在历史中划上了一个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颇值得玩味的“句号”。于是,这成为山西人的一种“晋商”情结,始终盘桓在一些人的心中。这几年,不仅是《立秋》,还有《白银谷》、《乔家大院》、《白银帝国》等一批有关"晋商"体裁的作品问世与热播,均受到欢迎,使人们面对现实,重新呼唤着“晋商”,期盼“晋商”重塑辉煌。呼唤“晋商”什么?谁都明白,主要是“晋商”的诚信和对机遇的把握。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作为“晋商”的“发源地”,似乎更有责任来再现和弘扬“晋商”精神,有关人员和部门也为此发起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进行研究、探讨,并冠之以“新晋商”,其用心、用意不能不说是“良苦”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山西以挖煤而富的所谓“新晋商”们大多却并不“买帐”,并不热衷于“新晋商”的称谓,也不热心于“新晋商”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与当今的“浙商”、“徽商”、“闽商”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这又是为什么呢?《立秋》的“火爆”只能表达一种民心、民愿,而越是在其“发源地”如今与之相差甚远,人们就越期盼,关注就越强烈;新生的山西富豪之所以不愿被冠之于为“新晋商”,与我们当地的“环境”“氛围”,与他们所处的现实有许多复杂的微妙的难言的“关系”、“矛盾”有关。看不到或看不透这个“关节点”,《立秋》可能仍将“火爆”下去,民众还能做什么、说什么呢?山西的“新富豪”、煤老板们就只能“现实“一点,“务实”一点,“短视”一些,让自己本来就不高的“素质”“自然”一些,被人“诟病”,任由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反正,不管怎样,只要不影响自己赚钱就行。只要有了钱,就有了主动权,干什么都行。进,可以继续用钱打拼“天下”;退,可以离开山西,想去那就去那儿,那里舒适,那里能够享受生活就去那儿。而他们这种能伸能屈的态度也成为有些人不愿把他们排除在“新晋商”之外的缘由。何况,他们在一些地方总是搞活了经济,增加了财富,提升了税收,安置了就业,关系着当地领导的政绩和荣升。这种现实让我们处于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
      于是,我们看到,新兴的山西商人们在“闷声发大财”,然后“集体大撤离”,于是,形象连“立”的基础都没有了。
      除此而外,发展“新晋商”品牌重在倡导和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山西经济发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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