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远 康明 图/荣浪 吴方明
晋商在高潮中戛然而死，留给世人许多的浩叹！
晋商又在高调中“复兴”，在一场文化运动中“加冕”。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搭台：《乔家大院》、《立秋》等剧目热播、热议；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唱戏：新晋商联合会高规格成立、政府设立专项经费；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狂欢：北京一个地方成立了四家晋商商会；我们看到了星火燎原：许多与晋商有关的活动四处开花……放眼山西乃至全国，耳闻目睹皆是“晋商”、“新晋商”。
古黄河的尧天舜日早已远去了，大唐朝的风流俊才已经退场了，五代时的刀光剑影已经落幕了，宋元时的浅吟低唱已经嘶哑了，明清际的革命烈火已经淡然了，便是那喧闹一时的学大寨放卫星，也已过时了。山西空间与时间的生态系统与发展定位，总让人感觉有种类似于这种结构：突然……沉默，沉默……突然……的感觉。终于，不甘心的山西人，在学者余秋雨的提醒下，又兴奋地拣起“祖上曾经阔过”的票号文化，呐喊起来——我们山西好风光，我们晋商好荣耀，我们的晋商说不完，我们的晋商“太有才了”…… 于是山西人沸腾了——热血澎湃，热泪盈眶。因为晋商给子孙们留下了许多的宝贵财富，晋商五百年的实践积淀了太多的商业思想与精髓。
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发扬光大，毕竟目前的中国太缺乏商业精神与商业人文环境。晋商其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等至今彰显光芒，让后人慨叹的同时学习借鉴。
但是，当一种东西让全民痴迷的时候，也许就脱离了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当全民狂热地沉浸在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背后，也许恰恰有难言的痛楚与心酸，狂热的背后是难以回避的现实；当一种思想让他的追随者不加思辨地反过来倒过去挖掘深度与意义的时候，也许就恰恰缺失了传承与发扬过程中应有的反思。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怀旧心结，留恋过去的辉煌，向后看，是一种内敛自守的社会心态，而非开拓创新精神。
我们知道，狂热地追捧昔日的荣耀实际往往是因为无法面对现实；狂热地把祖宗的讨饭棍搽得锃亮往往是因为自己手中连一根木棍都失去了；狂热地挖掘、堆砌昔日的优秀而对问题、缺点、劣根性视而不见时，会发生严重的后果——不是被雪藏就是噎死人。历史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曾经的狂热与追捧是怎样地噎死人。
都二十一世纪了，我们不该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与蠢事。
失落的山西人，除了一边喝着老陈醋，一边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经阔过的日子”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晋商热中，我们选择了拨开晋商文化的灿烂与厚重泼凉水。我们来对晋商做一次深入的反思，反思晋商在五百年辉煌中的不辉煌，辉煌中的劣根性；我们反思“新晋商”热中的不正常，不正常的背后的东西……
我们就像面对一个皱纹满面的老妇，在关注她的深沉、沧桑与风韵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她的苦心与悲哀，这样，我们也许会心灵相通，也许会在以后的路上，让我们不再蹒跚。
我们意在讨论，而非倾向，更非结论。我们提供一种思维与角度，因为我们认为：真理在讨论中形成，感悟在争议中诞生。{分页}
“新晋商”“死去”或“逃亡”？
百年颠覆安放不下祖先的神灵？
俞文勤说：恐怕十年都不够。如果对这句话还有异议的话，我们来看看广大的所谓的“新晋商”们的表现，以及他们目前的环境，我们也许会一致地认为：十年太短！
在国学基础深厚的山西，主要是在人口稠密而土地并不宽裕的晋中形成了后来被誉为晋商主流的“票号”业。山西人以“诚信”为本，开始了百年辉煌的历程。什么是“晋商”？凭什么是“晋商”？诚信是第一位的，发展和壮大自己，靠的就是信誉。大家常常举的例子有：榆次常家掌柜王盛林在东家破产还债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企业在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的条件下照常营业，凭借的就是王盛林的人格信用。
而今日山西富人彻底颠覆“晋商”传统，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还有祖先？“挖坟”是他们干得最多的事情。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受到挑战，此后战事连绵，山西作为华北前线的主要战场，饱受摧残。解放后革命高潮一个接一个，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丧失干净。经历了100年的颠覆，当初“晋商”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的信用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传统的信用体制也已经完全坍塌了。
“关系”比“信用”更重要，或者说“关系”就是“信用”。什么关系？权钱交易关系。在一方土地上出卖与子孙共享的自然资源，没有地方官僚做靠山，谈何容易？频繁发生的瓦斯爆炸，国家不断出台的整改方案，为什么一到山西就聊胜于无？因为各级保护伞已经消解了上面政策的威力，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煤老板”。“煤老板”无须对产品质量负责，无须对员工生命安全负责，无须对企业的未来负责，他们花最大精力维护好自己的靠山，甚至资助某人竞选县委领导，完全成了地方一恶。
如果我们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与观点，把“煤老板”排除在“新晋商”之外，那么，其他的新晋商们呢？
如果各位看官不健忘的话，我们来回放一些新闻：
1998年，临近农历春节，突如其来的劫难令朔州人措手不及。一瓶瓶假酒张开了血盆大口，无数条无辜的生命在新年的朔风中被掠走。截至2月5日，朔州市平鲁区、朔城区、大同市灵丘县因饮用有毒白酒住院治疗病人222人，其中数十人伤残，2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黄土地上堆起的座座新坟昭示着一个个罪恶，纸钱烧出的缕缕青烟述说着孤魂冤鬼的愤怒。事情的起源在三百公里外的文水县，当地农民王青华与其妻武燕萍用三十四吨甲醇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五十七吨，一部分出售给个体户王晓东等人。王晓东明知该酒甲醇严重超标，仍将其加进自制的酒中，转手批发给从事个体经营的朔州市杨万才和灵丘县刘世春等人。据后来技术监督局给出的鉴定报告：酒中含的甲醇超国家标准达九百倍之多，这已不仅仅是假酒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酒了。
就是深受假酒案毒害的朔州和不远的忻州地区，很快又以拐卖妇女闻名全国，一部片叫《打拐第一案》讲的就是那里的事。成百上千的妇女被从四川贵州北京骗到这里，途中遭受了不尽的凌辱然后又以极低的价格转给那些深受过假酒毒害的农民。面对寒风刺骨的黄土地、面对黑暗零乱的窑洞、面对陌生无表情的男人，她们的痛苦也许比毒酒害死的人更强烈。
1997年山西又破获建国以来最大的拐卖妇女案，这个重大拐卖妇女团伙成员来自贵州省、重庆市和山西省静乐县。其大多文化较低，而且以无业人员和农民为主，在一年间这个拐卖妇女犯罪团伙在昆明市、贵阳市等地疯狂作案，在已查明的二十多起拐卖妇女案中，拐卖妇女达五十七人之多，年龄最小的仅十六岁，这个犯罪团伙分别以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的价格卖至山西省忻州、静乐等地。
在山西忻州地区秦城乡有一个全国独特的市场——生孩子卖。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当作发家致富的手段。这个位于忻州城东十公里的小村子，是一个声名远播的“贩婴村”，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忻州婴儿从这里流落到全国各地。到这里来的陌生人，大部分是来“领养”孩子的。在这里卖孩子就像卖一般的物品，有批发有零售，形成了一种网络。董亮毛原来是个走村串户收购空酒瓶子的，从1992年开始专门贩卖婴儿，靠这发了大财，盖起了一幢两层的白色小洋楼。董宅的豪华程度令人吃惊：二层楼房上下各四间，“其屋内装饰丝毫不亚于三星级宾馆的豪华客房”，家具、家电都是高档名牌，家里通讯设施一应俱全，供暖系统是电脑控制的燃油锅炉。有人算了一笔账：董亮毛的“宫殿”估价至少为五十万元，他每贩卖一名婴儿的“利润”为五千元，由此推算，这座“宫殿”是由一百多名婴儿的命运换来的。
人常讲伤天害理，如果这不是伤天害理还有什么是伤天害理。
晋南一带的假药中央台已曝过光，虽然没有像假酒一样出名，但对江苏的任毅讲，这就够使他在以后提防所有的山西人了。一则消息曾让瘫痪１２年的任毅激动不已：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寄去２８５７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５００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该药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同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
而对山东人孟兆杰兄弟来讲一趟山西之旅可以说是一场恶梦。这场恶梦足以让他们回忆起来胆战心惊。孟兆杰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叔叔到山西找工作，被人骗入榆次市的丰茂砖厂。在这里，他们没有通信自由，没有交谈自由，连上厕所都有打手监管。在皮鞭、木棒下被迫每天工作时间１５小时左右，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残酷毒打。对因承受不了超强度劳动、手脚慢些的民工，或不堪虐待提出离厂要求和逃跑被抓住的民工，他们还用树根、三角带、铁锹把等残酷殴打，有人的腿甚至被打瘸。而工资发放随意性很大，不留手续且常常随意克扣。正是靠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方法”，丰茂砖厂生产效益直线上升，几乎比其他同样规模的砖厂高出一倍。费了很大的劲，孟兆杰兄弟才逃了出来，把一份血泪斑斑的控告信递给了山西省委。
就在写此文的时候，一个特大新闻又在全国传播：32名外地农民工来到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个黑砖场打工。这家砖场是由该村村支书的儿子开设的，农民工们每天面对的是打手们冰冷的铁棍以及狼犬的血盆大口。实际上，如果人们不健忘的话，2002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在皮鞭抽打下，16岁长安少年张徐勃，在山西省永济市一家“黑砖厂”进行着超负荷的劳动。在其丧失劳动能力后，被黑心老板扔于荒郊野外，冰天雪地里，张徐勃双脚被冻掉。
如果我们记性稍微好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想起这类事情不仅仅是2002年发生过，这类事情此前已经多次发生了。1997年，也就是十年前，律师邓学海和兰勤明手持中江县政法委出具的介绍信，去山西省太谷县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政法委等部门谈判和协商处理，解救回43名四川民工。过程之艰难超出想象，然而记者的报道发出后却波澜不惊。十年来，面对黑砖窑，当地社会几近集体失声，有关部门对它也一直保持“沉默”。正如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黑砖窑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其实早就知晓黑砖窑的存在”。
有网友愤懑评论：黑窑工事件在山西持续了好久，难道“伟大的山西人民”都没看见？居然没有人站出来揭发。
我也看见电视上黑窑附近的居民们在记者询问是否知道自己村庄旁边几年来存在的黑窑工时，回答是：“看见了一些外地人，很脏，但不知道详情。”这样的回答可信吗？我不相信，只不过被害人是外地人，外地人是可以由山西本地人残害的；山西的本地人除了关心“自己人”以外，对外来的人的漠视令人恐怖，所以，即使山西人知道黑窑工也不会出来揭发，反倒会因为黑窑工事实上让一些山西人致富了，而助纣为虐。
有人说：山西人穷怕了，穷怕了就可以为非作歹、杀人越货吗？地道的土匪逻辑！
在媒体揭发黑窑工事件前，“山西人民”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我看是不是眼黑了……
中国出现奴工和童工，是因为商人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多出于利益驱动。商人考虑的是利润，是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地方官员要提高地方的生产总值，做出政绩，以此升官。商人想尽办法降低成本，而地方官员对种种行为也就尽量容忍，甚至暗中协助。于是官商勾结利益链形成。
虽然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山西发生，但是山西最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堪称全国之冠。
商人讲究“生财有道”，而山西人、新晋商们已经不择手段了。
当年山西地穷，晋人走西口，走出了五百年的晋商威名！而如今，同样是因贫穷，山西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干起了连起码良心都不存在的事情，叫我们如何能够相信新晋商生存、发展、壮大的环境？煤炭商人手中是血淋淋的钱，他们吃资源，建立在矿难的基础上，而部分新晋商手中依旧拿着血淋淋的钱，他们依旧吃资源，吃“现代包身工”……
我们也许难以忘记，那一年的七月，几尊罗汉头从海峡对岸的台湾经飞机长途跋涉后运抵上海，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交接仪式，随后又乘上了返回山西的飞机。十八尊罗汉头像的老家是山西省灵石县资寿寺，资寿寺初建于唐，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大型元代壁画和以十八罗汉为代表的彩塑艺术价值连城，遐迩闻名，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的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十八罗汉的头被人野蛮地割下盗走并贩卖出境外，历经千难万险由台商陈永泰在海外文物市场发现后重金购回归还山西。
我们不知偷盗者在他割下一具具罗汉头的时候，除了迫不及待的挣钱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心理。罗汉头在这里应有两层意义，一种是文物的，一种是宗教的。对前一种来讲罗汉头已存在了几千年，中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坎坷风雨，之所以能留下来除了许多的机缘之外，里面暗含了多少人们极尽全力保护它的故事。对于凝聚了多少人生命场的文物的这种粗暴的作践，已没有任何的人性可言。其次，罗汉本身是一个除恶扬善的神，是受人们顶礼膜拜的。能在神头上动刀，他似乎已没有对天打雷劈的报应的畏惧，对一个没有其他精神支柱的人，可以讲他已处在一种什么事都敢干的虚妄状态。
当年“晋商”的信念是在千年传统文化积累之上而形成的，而今日山西富人是在“打砸抢”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当年“晋商”被消解之后，还有那些巍峨的大院在，而今日山西富人，大多扮演了“自然环境的蛀虫，行政基础的蛀虫，和谐社会的蛀虫”，在太行山上、吕梁山上留下了无数的黑窟窿。郭兰英要是再唱《人说山西好风光》，词应该改为：“左手一指，不见太行，右手一指，也不见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怎么都成了乌黑的泥汤？”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山西决不要污染的GDP，计划5年投入800亿元恢复环境。报道说：山西污染到底有多严重？有关数据表明，山西省每平方公里承受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3倍，11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无一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60％的河流断流而且积满污水，城市地下水仅有六成达标。
山西成了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空气质量恶劣，地面下沉，水源缺乏且遭遇污染，而且民风不好。这些，山西商人的责任能跑掉能推卸掉吗？政府有政府的责任，但是所有这些害处祸害了环境和老百姓，富了山西的商人。
把短暂的繁荣转化成长久的生态恶化，这个账无论怎样算都不划算。
“晋商”想的是长远，现在的山西商人只顾眼前。那些煤老板知道他们出卖资源的有限空间，所以依靠煤炭尽快发财之后，转而投资酒店、医药、教育等高利润小风险产业。但是，政策的时左时右，他们很难把握好这个浮躁年代的脉搏，所以乱投资现象也非常严重。他们缺乏对一个行业的持久的耐心，常常是听命于一些目光短浅而利欲熏心的地方官员，所以，重复建设、多头投资、一窝蜂上马等现象频频发生。
整整100年前，即1907年山西商人联合成立的“保晋公司”与其成功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山西全部矿权，成了“晋商”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抹霞光，温暖着我们的心。
“保晋公司”的爱国行动缔造了一个无烟煤基地。今天看不论有多少不完美，在当初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这个运动到高潮时，远在日本的山西籍留学生李培仁蹈海自杀。跳海前他发出了“痛晋矿之将亡，伤祖国之不振”呐喊。但是今天，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大量地出卖资源、出卖土地，出卖本土人的利益，在山西各地并不鲜见。如果是真“商”真“资”，即使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就罢了。关键是在地方官员急于“招商引资”上面子工程的时候，一些江湖骗子频频得手。
如果说爱国有政治意味的话，就说乡土情结，今天的山西商人已然丧失殆尽。
《“晋商”批判》说：民国初年，晋中祁县的渠本翘，作为山西票号的“革新派”，他在发现办银行之利和办票号之弊后，曾奉劝同仁改票号为银行。但是，“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黄鉴晖《山西票号史》429页）到最后，山西票号只得大溃退。
“小本生意”“知足常乐”“小国寡民”式的经营状态，缺乏前瞻性，吃老本，吃资源的心态，要不是有资源，要不是依赖整个世界对资源的渴求，今日山西人何以成为“新晋商”？
这代山西人富了，他们的子女怎样？迁离山西或者出国留学。他们在北京上海买房，或者打个“飞的”就把孩子送美国去了，外地或者美国成了山西富人最后的天堂。
山西商人送孩子出国，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西方的文化？不知道。但是，去美国成了身份的象征，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好处。所以，用吃煤吃出的经验与钞票，山西商人为子女建造了从煤窝窝到美利坚的空中大道。
我们相信西方文化对这些孩子的成长是有益的，他们即使不再创业，他们父辈为他们积累的财富也足可以使他们颐养天年。从他们每个人的个人选择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说到传承，苍白的面孔就叫我们心虚。
有报道说：“山西的地方剧种在过去的20年间消失了一半。”晋商把山西梆子带到了北京、张家口、包头，山西商人带什么出去？而把什么留下？
不久前我拜访了一家山西商人在北京的驻地，把传统中国书画当壁纸糊满了墙。即使这全部是名家手迹，也太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了。他们的做法是以传统文化的名义糟蹋传统文化，因而今日山西人能富而不能贵。
整整100年，山西人不再说“不”。苟且着，狭隘着，自我满足着，他们很难再有天下情怀，长远发展情怀。于是，将子女送到国外成了唯一的选择。在这个被100年的采矿业摧残的黄土地上，他们看不到希望。于是也不必传承什么。因为他们除了钱，一无所有。当年晋商做的是贸易和金融，他们把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白花花的银子运回山西，建房造院，亭台楼阁，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四面八方的理念、信念汇集于此，打造出自己独特的精神向度和制度架构，从而赢得了世人以至皇家的敬重和自身尊严。而今天的所谓“新晋商”却丢弃了贸易的传统，干得是挖煤矿、卖资源的产业。在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后，留下的是严重污染的环境，是巨富掩盖下的贫困。山西除汾酒外且无一个品牌产品，她的硬通货便是煤电，世人在妖魔化河南人外，把山西人边缘化、低俗化，甚至丑化。而且他们把财富与自己的祖先进行了反向运行，在海外、京、沪、穗等大城市购置豪宅，用巨资把子女送至海外和大城市培养。有人形象地比喻为“集体大逃亡”。
这应该是山西人对山西的抛弃，是一种对山西影响更深远的抛弃。明朝初年朱皇帝做出了一桩决策，从山西向河北、河南、山东地区大量移民。习惯的解释是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人口急遽减少，土地荒芜。其实，这次移民背后也是朱元璋的一种顾虑，地处边陲的山西人口过多，必生不稳定。当时的移民是强迫性的，老百姓在洪洞的大槐树下聚集被押送到他乡，他们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抑天长号，其状极为悲切。
但现在，没有捆绑的绳子，没有押送的士兵，大家开始逃亡，抛弃这是非之地。一个被本省人抛弃的地方让旁观者该做如何的感叹？
一位山西老乡干脆做了一篇题为《我们山西人活得走了样》的口水歌，读起来让人唏嘘：
曾经的晋商是何其辉煌：做生意全凭诚信和善良！
如今的山西人要面子，讲排场，耍威风，斗心眼，全以阎锡山为榜样。
前几年，百万亩渗灌工程弄虚作假坑害了群众、欺骗了党，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假酒事件喝出人命，杏花村的老牌子都差一点陪了葬；拐卖妇女的犯罪一度是那样的猖狂，结果大都在山西销的脏，晋北的爷们丢了媳妇赔了钱还脸上无光，一条条光棍窝窝囊囊独守空房；刑警打交警，一个爹娘也得分个高下，不然谁知道老子厉害吃饱了没事干积攒了一身的力量……
这几天，山西人又在电视上大放光芒：先是污染严重被爆了光，接着被区域限批才着了忙；最近大量民工又被解救出小煤窑和小砖瓦厂，山西人的丑陋让人心发凉，脸发烫……
这样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不知道是谁的责任，还是谁的光荣。问题出了一大堆，没听说谁倒霉，倒是感到政绩多多不知道又要提拔谁。
饭在一口一口的吃，人在一寸一寸的长，社会上的问题怎么一夜之间就堆成了海洋。谁在吃饭不干活，谁在看着问题在疯长，谁在为虎在作伥，谁在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忙……中国的问题就是不一样：老让人感觉到怪模怪样！{分页}
唱“辉煌”叹“牺牲”
谁掠夺走了“新晋商”的精气神？
我们来看一篇2007年6月5日发布于网络的文章，提交者署名这个东西，标题是：我“可爱”的家乡人。
以前，山西在我的脑中，只是个家乡所在的省份，并没有特殊的含意。来到北京后，认识了越来越多的老乡，山西成了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做了山西特产生意后，山西无论出在什么地方，都像是红色字体，一眼就能看见，很是敏感。
这几天，接了个单子，一个老客户单位要批货，量还不小，来单是好事啊，赶紧联络厂家，不敢怠慢。
第一家，打电话过去，对方说老板不在，等回来后跟我网上联络。
过了有十几分钟，打来电话问我要QQ号，说在网上语音聊，我这边没有话筒，所以对方说，我打字，后来我实在着急不过，我说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吧。
需求、价格谈了差不多，我说先给我捎两个样品过来，因为只是电话联系，所以我特意提到把银行卡号给我，我把钱打过去，省得对方担心，对方提供的是农行账户，而我办公楼下没有农行，所以说第二天早上再打款，让对方先寄来，我把自己公司名称、个人姓名、电话都一一告知，无论我怎么解释，可是对方坚持不见110块钱的款到账上不能发货，说有风险。
我想如果一个企业把电话费看得比时间还珍贵，把110块钱当一笔款子来对待，我不知道他的实力有多少，这几十万的单子能不能交给他来做？
第二家，打通了电话，意思还没有说完就莫名其妙地断了，再打，没人接了。
下午再打，终于有人接了，我问：上午为什么电话断了，再打就没人接了呀？
答：哦，可能是我在接别的电话吧。
问：那我上午说的活，您那能做吗？我的要求是……能报个价吗？
答：那得算。
问：那您算一下吧，大概什么时候能算出来？您算好了给我来个电话好吗？
答：你这靠谱吗？你要是做千二八百的，我还觉得可能，你一张嘴就是不下1万，我觉得太玄了。
我：……这对您也没有什么风险啊，我又不是拿货不给钱。（我太有耐心了）
对方：没谱的事，不是浪费时间嘛……
我晕了，这这这……
第三家：说明需求，对方说给算价格，一直到俺写这个博客前，也没见有电话来。
第四家：报价倒很快，而且答应能立刻去邮局EMS样品，而且问我哪个银行方便，他就提供哪个银行的卡号，所以很顺利地把样品钱从网上银行转了过去。
今天，收到了样品，一腔热情遇到了三九寒冬，盒子两侧已经磨损；锁处的合页也有些松动，那个小杆稍微不对就快掉下来的样子；更为不能容忍的是，盒子的后面竟然还有漆多流下来的痕迹。
我打电话过去，责问为什么拿品相这么差的东西来做样品呢？
对方说因为我要定做的是价格较低的，所以他拿的就是最普通的，所以反差大。
可当时我出的价格是他所说的特级品的成本价啊，因为他说没有普通的，所以我想好的也行，正好可以送给客户当个礼物呢，也很有特色。
可如今这个品相，叫我怎么拿得出来呢？摩擦过的好说，那是路上磨的；锁扣也好办，那是路上磕的；可那上面不光滑且流出来的漆面呢？怎么说？
我甚是愤怒，卖水果的都知道把好看的摆在前面，何况咱这是好多万生意的样品呢？
不知道老晋商祖宗们，看到后辈的如此眼界，会怎么想？
我们的懒惰、我们的经验主义、我们的不思进取、我们的固步自封……如何对得起那个曾经汇通南北的祖先？不去掉这些痼疾，我们新晋商的称谓岂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笑料？
当然，并非都这样。
今天，我终于找到了合作伙伴，当然不仅仅是业务合作，而且是思想上的认同。
在我的园子上说这个，不是为了贬低我的家乡人，而是想为我的家乡人提个醒。
火车数次提速，而北京到晋南的列车总是在为别人让道，从13个小时到14个，到15个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的公路不发达，我们的铁路给别人让道，我们却躺在祖宗的成就上唱祖宗的辉煌。经济落后不是我们的错，但是思想落后就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过。
故事确实很简单，简单到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当年晋商的精神你能看到吗？你会认为这庞大的群体里面出现叱咤风云的“新晋商”吗？“新晋商”的形成与壮大，已经缺乏了最起码的群众基础、社会环境、思想氛围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山西这几年明显落后了。但是山西人如何看待这种落后呢？你和山西人聊天，你在网络上搜索，我们都会发现，众多的山西人把这种落后归根到了“牺牲”上面。一篇让许多山西人热泪盈眶的代表文章的标题就是：山西人应该骄傲,全国对不起山西
山西穷。山西闭塞。山西可怜 。
于是东部鄙视山西，认为山西落后，山西人不进取，山西人脏……还有人口出狂言：如果我们有你们山西那么多煤，我们经济早就世界第一了！
山西人无语，有点想哭的感觉，但是不反驳。但是他们不反驳不是因为不能反驳，而是不屑，不愿！可是我不一样，我生来是一个异类，我要说点什么！
山西多煤，我们承认，我们也自豪。但是有一句话：一个人如果有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也就有了取死之道。煤对于山西不仅仅不是宝，而是祸。
说远了去：抗战时期，日本对山西的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由此日本人对这里极为重视，重兵把守。山西人民，以太行为依托，用血肉与侵略者做生死的搏斗。太行革命老区，多少成年未成年的男儿走出来，鏖战日寇于华夏，埋骨荒野于九州？试想，没有山西的煤，山西不过战略要地，牵制太原而已，大可如当时华北平原苟安一时，小打小闹抗抗日……
别说我胡说，你们去查查，抗战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山西有多少？占不占五分之一强？你们东部有多少？几个省加起来有没有五分之一？山西为了中国的崛起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那时候你们父母都他妈的没出生，我不怪你们！可是你们瞧不起山西，我说你们忘本！
然后，解放，一切以建设新中国为主，山西多煤，占了地利，一时间经济复苏乃至发展速度惊人。当时你们东部管山西叫什么？我告诉你，他们叫山西老大哥，没别的原因，山西经济在全国排列第二，仅次于北京！重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重工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你想那是什么概念？你们老豆妈咪小时候不会用筷子的时候用的勺子，三个中就有一个是用了山西的钢铁铝材！
再以后，国家号召以东部为建设中心，优先发展东部经济。山西人同意，然后奋斗。几年下来，东部工业、商业蓬勃发展，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建设甚至超过作为山西省会的太原十年二十年！山西默默付出，结果等来什么？等来什么？我告诉你们，当时，也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部需要煤炭，一车车空车皮开进山西，然后拉走了一车车沉甸甸的乌金，只留下一张欠条，一张白纸！你们知不知道，煤井下是什么？你们那些生活在阳光下城市中的骄子们怎么可能知道？黑暗，无边的黑暗；粉尘、漫天的粉尘；还有危险，无时不在的危险！煤矿工人上井来，全身除了眼白和牙齿，全身都是黑的。年老后去检查一下，两片肺叶连同气管都是黑的，那是煤渣！煤渣啊！这些还算好的，你们知道矿难中的死难者么？对你们来说，那不过是报纸上的数字，而你们想过，那些都是生命，和你们没有两样甚至比你们更加高贵的生命么？你们会说：谁让煤矿不采取安全措施？安全措施是要钱的，一套高效的井下瓦斯监控耗资百万，井下工人们拼死拼活地工作换来你们的白条能当饭吃么？饭都吃不饱，说什么……“安全”？！你们也许会说：谁让他们不好好学习，挖煤活该！我说：如果我们不挖煤，你们来？我呸！
别说我胡说：建国经济上写着明明白白，想知道自己去看。针对山西的，限定煤价的政策多了，你们看去！再告诉你们一句：当时山西煤炭运输面临的情况是：多发（煤）早死，少发迟死，不发等死！你们咀嚼咀嚼这话中的绝望吧！而那时候你们在干什么？歌舞升平！你们瞧不起山西？我说你们无耻！
再往后，到了现在，煤炭市场终于出现转折。知道你们东部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缓慢下来了么？我告诉你们，你们在还债！上世纪，东部在山西的欠款上万亿！在新形势下，山西的煤终于不再是蔺相如怀中那块和氏璧，而真正成了香饽饽，大家抢。抢？好，对不起，先还债！如果这些债全都要还，那么东部最少有两年经济要呈零增长！国家怕了，对一大批债务先是延期，后又减免，毕竟东部是中国的重心，我们认了！然而就算是这样，剩下的债务……可惜，山西人也不争气，我们实在是穷怕了，被你们见过大场面、大世界的老板们拉去喝一顿酒，吃一顿饭，勾肩搭背称称兄弟塞两个鼓囊囊的红包，几千万债务瞬间没了……山西人穷怕了啊？你十年内给我一千万？我宁可今天你给我十万！你们精明地早看准了！
别说我胡说，去看看两年前层出不穷的经济案件牵扯出来的那一群人！对愚昧山西同胞我感到悲伤、对你们我感到愤怒！为了钱你们可以不顾及都是炎黄子孙，为了钱你们没有良心，如此还要鄙视山西，我说：你们卑鄙！
如今，山西经济增长速度具体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据我所知，山西的一大批拖延了许久的项目都已经在兴建。然而，山西依然在支持你们东部！虽然，变输煤为输电，但是一车皮一车皮煤炭依然每天拉出去！可怜我们山西人，空有几个大型的火力发电厂，我们省会太原依然每天拉闸限电！(哈尼作证，的确是这样的)
别说我们不产电，我们穷用不起电！仅太原钢铁集团公司，去年由于停电损失达二十五亿！全省因停电损失几千亿！但是津京唐乃至山东等地生产生活用电大多数仍是山西供应！看着你们城市中闪烁的霓虹，那红绿的浪漫后有山西的无奈！
你们有什么权力鄙视山西？
正如你们说的，山西人粗鲁、野蛮。让你们说着了，我是一个正宗的山西人，我很粗鲁，我也很野蛮。所以我有权力说：
告诉你们：没有山西，中国的经济至今大概仍如印度一样！更别说你们东部！别每天拽地二八五万，你们不配！
如今的北京人，把个邻居河北看遍了，什么野三坡呀，什么秦皇岛呀，什么皇帝的八大山庄呀，他们真的看腻了，这时候就想起山西了。
也是，山西除了自己不会吹自己外，世上有的，你说山西什么没有？说五岳，山西占了一个；说圣地（当然是佛教的了），山西据了一席（最好的一席）；说石窟，山西的比洛阳的都强；说木楼，中国独此一座；说人文，三皇五帝的三皇都在山西；说古城，没人敢说平遥的排世界第二；说文化，古代大师级的山西占了八分之一；说帝位，太原生生就成了龙的老巢；说儒释道，在山西的哪个角落你看不到？说传说，地道的山西人哪个嘴里没有三段五段？论资源，山西的那个煤叫海；说地势，整个华北平原和京都都被她鸟瞰。
说山也行，左首一指是太行，右首一指是吕梁，让郭兰英给唱红了。说水也可以，那条奔流了5000年的民族河就在山西。
所以，北京人就盯上山西了。所以，其他地方的人也盯上山西了。
渐渐地，来山西的人多了，渐渐地，写山西的人也多了，尤其是两个名角，一个是《抱愧山西》的余秋雨，好像真抱愧山西似的，却原来是山西抱愧于他，是山西成就了他。还有一个写洪洞大槐树的，也写得魂牵梦萦，叹一口气，真找到了根。
这两个人倒是真不失为名人，真比一般的看客们知道来山西看什么，所以就看到了什么，所以就更加有名了。
可诸地的朋友们，草草地来山西一趟，草草地走马一圈，草草地捕捉点滴印象，又草草地回去了。他们只看了一个山西的表，就以为看到了山西的象。
20年风景看深圳，100年风景看上海，500年风景看北京，5000年的风景只有看山西。看山西就看山西的古，看山西就看山西的朴，看山西就看山西的拙，看山西就看山西的淳，说白了，看山西就看山西的那个中华民族的魂。
文武二帝中，武帝是山西的了，忠义二字就是武帝的写照。来山西怎能不看看山西的忠义？京都的灿烂中有一半是山西点燃的。山西的水都流出山西了。
尧舜禹三皇都在山西了，淳与勤就是山西的写照。怎能不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看看呢？看看山西的淳朴与厚道，看看山西的勤俭与耐劳。
黄河倒是流经了全国的7省，但惟独把魂留给山西了。壶口瀑布，谁不知道？第一次去壶口的人，是几十里之外就听到那轰隆隆的声响，怆天恸地，那是在哀颂什么？入谷就见几十米的气浪，那是在幻化什么？谁敢不想想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魂呢？
要说北方，真正的男人也只有在山西找了。山西的男人又没拒绝现代的文明，又承继着父辈们的淳厚。喝酒敢为你喝死，带路敢只身跳沟崖，自己穷得揭不开锅，不让朋友饿肚子。几百年来，为什么北方逃荒的都往山西跑？山西富吗？哪个女人嫁给了山西的男人，才知道这是嫁了一个放心的中国男人。
要说美女，世人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山西了。古代四大美人，山西占了两个，闭月羞花那是山西的独有。貂禅是山西人，玉环更是山西人。香溪水与西子湖也不得不惊叹山西的风貌。山西现在还有好几个出美人的地方，谁知道？就连史上的惟一的女皇帝，不也是山西的吗，谁敢让她从山西迁走？
山西的酒？别人就是把自己的酒都唱滥了，山西就是一句都不唱，也没人敢把山西的酒排斥在坛外。壮男美女山西酒，梦里山西走一走，政客们都知道的。
长城在山西的那一段是最古的；关卡在山西的那几个是最雄的；塞外在山西的那一片是最苍凉的；豪气在山西的土地上是最威壮的。
想看山西吗？那就看一眼吧。只要山西人的物欲还没有膨胀，你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山西。只要山西人的收入还没有达到沿海的水平，你就会看到一个勤劳的山西。只要国家还具有着一些善良的风范，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历史的山西。只要还认定自己是中华民族，那你肯定会看到一个中华民族之根的山西。
拳拳之心，让读者不由得为之所动。
但是，在非理性的慷慨之中显露出来的是什么呢？这篇代表了许多山西人心态的帖子，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个地方的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崛起，背后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在推动。
那么，山西的落后是为什么呢？是某种掠夺吗？
我们看看文章中提到的南方兴起的商帮，他们凭什么。
一个浙江中部既不靠海又资源贫乏的山区小县，在短短20年时间里，凭什么一跃为人口近200万、常驻外国人口5000余人的国际性商贸城市？回想义乌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穷乡僻壤，20多年的努力建成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商贸中心，这样的成就确实让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感到目瞪口呆。缺乏自然资源、缺乏工业基础、缺乏外资推动、缺乏优惠政策的义乌看似“莫名”发展起来，其实是有“其妙”的！义乌，这是一个孕育财富、创造奇迹的地方。在义乌，靠做只赚1分钱生意起家的老板不计其数，人称“蚂蚁商人”。“蚂蚁商人”赚钱的秘诀是：家家自己开工厂，把成本拉到最低，每件商品只赚一分钱就卖!他们算账:一双袜子赚一分钱,一个普通摊位每个月要销出70万到80万双袜子,也就有7000元到8000元利润,一年下来将近10万元。租10个摊位，就是100万！有人总结：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之道在于商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不是因为房子建得好，而是因为有一大批特别能吃苦、非常能干的商人。正是这些商人将全国各地的货物集中到了义乌；也正是这些商人，将这些货卖到了全国各地，全球各地。因此，市场建设的奥妙在于培养商人，保护商人。
温州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土地贫瘠、资源稀少、人口众多，但正是在此环境的压力下，不得不以商业为业，逐渐形成好商善商的习俗，从而造就了今日的成功。改革开放后，温州商人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温州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中国的繁荣富庶之乡。温州人在“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的情况下白手创业，起点低，风险小，回报率稳定，被誉为“东方犹太人”。他们关注市场，不在乎形式。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追求自主、自立，人人都想当老板，且敢冒当老板的风险。他们不论干什么，生活中总充满乐趣，而且敢于生活，善于生活，洒脱，顽强，从不失望。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活跃着一群群浪迹天涯、不辞劳苦、精明肯干的温州人。最初，他们十分不起眼，人们只是从修鞋、小发廊、小商贩中认识他们的。温州人除了江南人那般瘦小那般灵秀外，就是默默地干活，做生意，他们与其他地方的民工、小商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慢慢地，温州发廊、温州服装店、温州电子城、温州产品越来越多，各种温州产品包装、标牌、证书、徽章也越来越多。一时间，温州货充斥全国。渐渐地，人们对温州人由漠视不屑，到兴趣十足，到惊奇钦羡，到仔细探究：温州人咋的啦？这么多，这么会赚钱。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温州人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温州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温州人赚钱，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像有些地方的人，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愿赚，只好两手空空，而一味抱怨天不助我。纽扣、标签、标牌、商标、小饰品、小玩具，这些外地人看不上、懒得做的“小玩意儿”，温州人都做，他们不怕赚钱少，就怕赚不来，温州的小商品遍布全国。温州人走的是小商品、大市场的路，他们办起企业来，也不像北京人、广东人追求大气派、大产品，同样是从小处着手，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这里尤以乐清市柳市的五金电器、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苍南县金乡的小商品最为著名，最为典型。但是，温州人是有眼光的，当他们积蓄了资本后，就会把产品由小做大，最后从纽扣到服装、鞋子，从电子元件到成套电子设备，从日常用的小物品到高科技产业，并且涉入房地产、金融业，于是温州人越做越大，越做越牛……{分页}
有人总结浙商成功的因素是：
第一，浙商是被闭塞和贫穷的环境逼出来的。
第二，浙商善于学习、忍受与吃苦。上海市委书记到浙江考察以后，概括了一句话，他说浙江人很厉害，浙江人是“做得了老板，睡得了地板”。皮肉之苦还不算苦，最苦的是人格之苦。浙商的成功必须以忍受人格之苦为前提。当时的浙商没人看得起，甚至是侮辱。但是浙商可以忍受，为了自身的事业，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忍受。
第三，无路可走，从小生意做起。虽然浙江没有大工业，但是浙江把小生意做到了极致。比如，温州的纽扣市场，有几万个品种，销售量可以占全国市场的75％以上，占世界的40％以上，而一个小小的纽扣的利润，几厘钱不到，却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现在，浙江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小商品世界，如果其他地方再发展这个小商品市场是不可能的。另外，小生意的产业配套做得相当到位。
第四，浙商做生意从来没有定式，怎么挣钱怎么做。风靡全国的温州电烤鸡，温州人没有吃过电烤鸡，怎么有这个呢？就是他们卖烤箱的，一不小心把鸡放到里面，发现非常好吃，就弄出来电烤鸡，风靡全国。，如果套用成熟公司的营销方案做这个生意，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
皮肉之苦还不算苦，最苦的是人格之苦。那么，当昔日辉煌无比的晋商在自己一代中逐渐失去光彩，只有在故纸堆里寻找安慰的时候，新晋商们的人格在哪里？
问题在于，新晋商们还能忍受，还能寻找出诸多的理由证明：并不是老子不努力，而是老子无法努力啊。
于是，我们看到，商业成功的浙商以及老晋商，面对的条件是惊人的一致：土地贫瘠、自然资源稀少……获得成功的途径也几乎是惊人的一致：创新……
同样是没有什么条件的老晋商们硬是走西口走出了辉煌，同样是条件恶劣的义乌、温州等地方的人们趟出了巨额财富，而具有独特资源的当代山西商人们，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堕落，而在那里怨天尤人。
义乌商人、温州商人身上的商业特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地熟悉啊，这些品质曾经就是晋商身上不可撕下来的标签啊。可是，如今，他们被怨天尤人的山西商人们雪藏了。
当我们高喊为了全国的利益，山西失去了，被掠夺了，那么，需要思考的是，除过所谓的资源以外，山西人失去的还有什么？被掠夺的还有什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商业意识强、经商能力高，才能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资源转化为致富资本、现实财富；否则，就会导致资源的闲置，抱着金娃娃受穷。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商业意识的强弱、经商能力的高低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商业意识强、经商能力高，则繁荣兴旺；否则，则衰败凋敝。近代以来，欧美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原因虽然很多，但无疑与具有重商观念、善于经商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丧失古代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陷于贫穷落后的境地，原因虽然很多，但无疑与长期持有重农轻商观念、不善经商有密切关系。就中国各地区而言，居民商业意识的强弱、经商能力的高历史上却不是这样的。
在晋商的光辉岁月年代，温州只是中国东南海边的一个不起眼的城市。由民国上溯前300多年的日子里，风雨晋商才是代表中国生产力先进发展方向的要求的。尤其对于草根金融业的原创性贡献，晋商几乎是在一个大陆性经济的年代创造的，高山仰止。温州商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兴起的，承悉民国时江浙财团风气，借中国又一次海禁开放而起来。对比起来，温州商人的特点实际上老晋商的当代翻版：以钱生钱，以资本追产业，积小利为大利，放眼光于四海。他们都不是产业家，而是资本家。因此有了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油团……资本的扩张造就了温州的草根金融，其燎原之势仿佛是老晋商当年把火种留在了这一片不毛之地。
大地像陶轮一样地倒过来了。
晋商文化在山西已经成为文物，虽然做财爷的还是相信山西人传下的理财潜质，但2005语境前后的晋商文化已经是风吹雨打流去。
山西煤商的庞大军团成为200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代名词，北京、上海的高档楼盘一个接一个地去山西推广，全球奢侈品牌一个又一个地算计着山西商人需要的东西，这个中国北方煤炭大省的成千上万小煤窑主们，把他们大把的钱购置了为过去困苦生活洗刷记忆的不动产上。
当一个地方的商人把资本用来消费传统的奢侈品时，预示着一场衰落的到来。资本不能取利，就像河水不能流动，当温州商人在中国各地苦打生意算盘的时候，山西新富起来的商人正在太原和山西大城市街头斗富。
明末时，江南的资本家把生产作坊赚来的银子又用来买田置地，学者们将之解读为资本主义萌牙死亡的第一路径。今天的晋商又在做什么呢？今天的温州商人又在做什么呢。
存在决定意识，温商与晋商身上的商业精神其答案早已给出。
可以说，当代山西人，其商业意识与精神已近缺失：面对或多或少的资源，怨天尤人；落后贫穷，将责任分析到别人身上……晋商们最为宝贵的进取开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存在的似乎是埋怨与愤懑。如此，谈论新晋商这一概念与群体，岂不就成为笑谈？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赵荣达教授指出，晋商的成功之道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走出去。“假如晋商不是走出了黄土高原，参与到全国商品经济的大市场中去，怎能称雄华夏呢？假如晋商不是人走遍全国，店开遍全国，怎会开展起汇兑，并创办起全国金融牛耳之票号呢？” 赵荣达的结论是：要开放，不可闭塞，不能保守。诚然，这正是复兴晋商的要旨。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指出：“借鉴老晋商的精神，首先是学习那种‘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敢为天下先’的那种开拓冒险精神。这是今天许多的山西民营企业不具备的。”
晋商国际有限公司总裁原肇认为，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晋商不但落后于世界，也落后于其他省市。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丢掉了“传家宝”，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晋商之辉煌并不是其财富的多寡，而是其经营上所体现出的永无止境的创造性。晋商之落后，也决不是没有了物质财富，而是其丢掉了精神财富。由于丧失了创新精神，因此，晋商落后于时代，晋商也就对许多“商业机会”失去了原有的感觉。
一个在山西工作多年，娶了山西媳妇的人这样评价山西老乡：大学毕业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就去了山西。最开始去了时候，发现特别的差劲，幸亏自己还比较能吃苦，慢慢的就适应了下来。山西好像是全国倒数第几吧，除了有点煤资源以外，啥也没有，污染还比较严重，幸亏自己一直呆在学校里，总体来说还算比较纯洁，不过接触过一些山西人，有好的也有坏的，总感觉山西人比较懒惰，傻傻的，笨笨的，呆头呆脑的，做个事情要半天才能反应过来，工作效率比较低下。有些人浮于事的感觉。而且山西人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是最大的毛病，弄些事来总感觉雷声大，雨点小。说不出来。客观的讲，地域性格比较保守。离开山西之后，以为这辈子就跟山西人无关系了，居然找了个山西媳妇，原来……这一切都是命！不敢再去想了，只能认栽吧。
行文至此，不知怎么耳边就响起了电影《乔家大院》里面的一首歌，歌里面似乎有曾经的沧桑与如今的悲凉：
尘缘苦短叹人间路长
不能够容我细思量
繁华瞬间如梦幻一场
世上人有几番空忙
春去秋来叹世事沧桑
算人生成败相当
登临远望看山水迷茫
情通天下一路奔放
几番起落雨暴风狂
转眼间鬓已成霜
留住所爱 留住所想
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
………………{分页}
谁在“妖魔化”“贬低”“新晋商”？
什么样的呼声与思想在涌动？
家乡人总是可爱的，家乡人写家乡人的存在问题总是充满忧思，也容易引起家乡人的共鸣。可是，当这个对象不是家乡人的时候，被描写的对象，也就是山西人，会是什么反应呢？
妖魔化！贬低！……
诸如此类的概念与帽子，最近在网络上特别的风行。选一段有代表性的文字：“中国人自我妖魔化倾向严重，先是妖魔化河南人，后来妖魔化广东人，现在又要妖魔化“俄蒙”（方言）山西人。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和网络发表了大量丑化山西人的信息：比如“一次购进20辆悍马，山西煤老板的买车攀比 ”，“山西煤老板的修庙热，开着劳斯莱斯闯红灯”；比如“山西人你脱掉土财主的外衣”，“山西千万富翁的背后是鲜血”等等，有羡慕，有嫉妒，有漫骂，有不屑……过多的现象掩盖了过多的本质，激情取代了理智，终究难以服人。”
看看，妖魔化成为中国人的个性与特色了。就像一个手持狼牙棒的人一样，面对不利于自己的言论，一棒子打下来：看你再妖魔化我们！
可实际情况呢？
看看一位山西朋友的感受：这几天，大家晓得，山西出了全世界最黑暗的事（指砖厂包身工事件），美军虐俘在此面前也相形失色，短短几天，老区人民千年的美好形象一夕崩塌，恰似一盆污水，冲垮了乔致庸们辛苦累积的白银帝国，也冲垮了民众淳朴善良的道德底线，因为这件事，以前不为人知的内陆山西，忽然变成网络的热名词，因为这件事，山西3000多万父老乡亲一下被推到道德的审判前台……
这两天，我都不敢上网，我害怕看到铺天盖地妖魔化山西的帖子，但我欣慰的事，理性的网友还是多数的。
不错，实际上，大多数人是理智的，以理服人的。用“妖魔化“这个帽子来盖住问题与反思的，恰恰是那些不能理智地分析看待问题的人。
那么，这些妖魔化的文字以及他们背后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个名叫风雅的山东人在凤城论坛上面的一篇“看山西人”的文章，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山东人与山西人的论战。
山西是一个古老的省，首先是历史古老，山东也是古老的地方，齐鲁给我们留下许多故事，但是古迹不多，在民国以后，庙宇就基本没有了，只有崂山、灵岩还有道观佛寺，但是山西非常多，遍地都是。除了古城、大院一类的近年开发出来的旅游项目，山西留传下来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半年也走不完。
其次是山西的经济很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是山东的一半，因此山东人到了山西以后，恍然如同回到N年前。山东农村的房子，自70年代就没有了小瓦屋顶了，但是山西农居仍然是青色的小瓦，弯曲的屋脊，很传统的造型。
山东人到山西，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首先是交通问题。山西的交通很不方便，公路客车不足山东的1/10，山东主要城市、县城间有无数的大小客车，很普遍的是“流水”发车方式，20分钟或者15分钟就一班，密度常常超过市内公共汽车。而山西似乎没有流水车，有的车很少，有的线路没有什么车。比如从五台县城到阳泉是一条重要的老公路，但是两地之间才一天一班车。
山西车少的原因是山西汽车的票价是山东的三倍，坐长途车也是高消费。在山东，普通人不容易知道从一地到另一地有多少公里，但是根据经验，大约是4元一个小时的路程，与火车差不多。比如卖给你8元的票，就知道要2个小时到，32元，就要8个小时，不会错的。而山西则不是。从浑源到大同，仅两个小时，却要15元。其他地方也是类推，总之很贵。打的也很贵，通常打的要付返回的费，就是说比山东和其他城市贵一倍，司机说回来一定拉不到客，因此非来回的钱不去。
山西的票价高，原因是管理收费太高，司机赚不到钱，这样司机还埋怨票价太低，没有利润。司机赚不到钱，因此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少，车少票贵，人们出门不方便，也坐不起，因此旅客就更少，旅客更少，车又更少，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
其实任何一个行业，所得到的报酬都是差不多的，这是马克思的经济规律表述过的。山东司机和山西司机的收入一样，只是对社会来说不同。山西是很少的司机拉上很少的人，从贵的票价中得到应得到的利润，山东是很多的司机拉上很多的人，从低的票价中得到微薄的利润，加起来就多了。再比如说，如果山西有一千个司机，每天纯收入50元，山东就是有二万个司机，每天也是收入50元，社会就业情况不同，总的流通不同，产值不同。因为票价低，车票钱不足算计，车多方便，山东人轻易就能出门，众多的客流，对客运这个行业带来了就业机会，形成良性循环。
山西的旅游点很多，但是去了一看，都令人摇头。比如恒山，门票48元，峨嵋山是80元，但二者无法对比。峨嵋山上风景优美，这可说是地理因素，但人的劳动也在里面。而恒山上没什么树，干旱地区不能要求和四川一样，但是也不是根本不能种，有很多耐旱的植物可以选择，说到底还是没人去种。不仅不绿化，连卫生也没人打扫。峨嵋山上，每百米左右就会有一个背着四川篓子的清洁工，游人丢了垃圾，不足60秒就有人用夹子捡起，向后一扬手，放进背篓里，山上保持干干净净。而恒山上一个没有，全山是垃圾堆。
收了门票，不种东西，不雇人，只收不支，管山的不是要暴富起来？当然不会，钱还是让上级提走了，用来干什么，买车？盖豪华办公楼？你就别问了。
山西的旅游点基本上都和恒山差不多的情况，只是五台山好一点，大概是有中央检查，多少种了一点小树，是近年种的，还很小。
大同市是个工业大市，在山西财政收入中分量很重，国税、地税都占很大分量，但收上税来干了什么呢？全大同不大有6层以上的楼，和1982年时候的济南差不多，空气污染很出名，那是煤所致，不好解决，但是市面全靠风雨清扫，全市尽是垃圾。我住在一个旅店里，登记完了才发现旅店没厕所，我大吃一惊，这样的条件还能经营？老板说到门外解决就行：“在大同，随便！”果然如此，光天化日之下，人来车往之中，门外不少人在解决。大同到处是垃圾，每个角落都是便溺。大同的税收都做了什么支出了呢？
太原是省城，卫生方面要好得多。但是和山西所有的地方一样，有困难找警察？没有巡警。连路口都没有交通管理人员，一切路口自由来往。
下面就要说说山西人了。
在表达山西人给山东人的感受以前，先要声明一点：此处绝无歧视性和贬义。比如到了新疆，新疆人吃饭不用餐具用手抓，你不可说人家无教养，人家风俗就是如此。再说，衣食足知耻辱，仓禀实礼义兴，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下有高度的道德水准，也是不合理论的。山西人都是非常好的人，没有坏心眼，只是许多观念与山东人不同，使山东人不容易适应过来。
第一条就是山西人没实话，在山东人看来，山西人无人不是骗子，他们说什么话都不可信。这是观念不同。在山东，骗人是可耻的，说实话是正常的，做买卖讲究童叟无欺，侃价只在很小的幅度内，许多服务比如车价，没什么可侃的。而在山西人看来，骗人是正常的，不骗人说实话是傻瓜，处处宰人。我在大学里，班里一个左云同学，全班男同学被他骗了一个遍。大同的小客车到云岗，应该是三元，但司机一看没什么别的人坐，就要我六元。这类事真是太多了。你要打的吗？XX块。多？那里离这里是多少多少公里，不多不多。实际上根本没那么远。但是别的方面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很热心地帮助你，心肠很好，就是做买卖时没实话。
山西人还爱欺负老实人。车上满了，还有人搭车，问有没有坐，司机说有有有，就让我换一个地方，让出好座来给要上的要。再有人要搭车还是如此，一路上连换好几个座，最后惨得没法说，车主就是看准了我一脸忠厚相，因此总来拨拉我。欺负老实人，在山东是很可耻的，在村里有这种举止，全村人都不理你，在单位有这种行为，同事们都会离你远远的，在山西人看来极正常，有老实人不欺负，岂不是等于软杮子不吃吃硬涩的，有病？你挨了宰，千万别怪宰你的人黑，怪自己不够精明。不精明必然要付出代价，天经地义，山西人就是这样的看法。因此他们骗人并不是做亏心事，没有一点内疚。
山西经济搞不好，与他们这种民风也有关系。如果我是企业主，我也不会买山西人的东西，同样也不愿意卖东西给山西人，你知道他们把货提走了以后给不给钱，什么年月才给？互相欺骗，缺少诚实和信用，经济必然很难搞。
山西人很懒，他们自己也承认。村里众多的男劳力闲逛，这在山东是见不到的。山东农村通常只有妇女和老人儿童，男劳力不出去挣钱简直不可想象。山西人除了山西，哪里也见不到，顶多就是外出开个刀削面馆，根本不会做建筑工这样的苦活。你是山东来的？我们这里有不少山东人，他们来下煤窑……说着说着鄙夷不屑之情就出来了。山东人用辛勤劳动，下煤窑，爬脚手架，有什么丢人的？人穷架子大，这样的观念之下，山西人怎么会富呢？
到山西一游，最大的收获就是接近古老。使怀旧的人们找到过去，使在有秩序的社会里生活惯了的人感到惊奇，原来人生有许多的活法。{分页}
很坦率地说，这篇文章里面尽管有些地方有点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其中提到的许多现象与思考，应该能让人有所反思的。可是，好玩的是，这篇文章引发了网络上山西人与山东人的论战，从这场论战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山西方面的论点与思考问题的方式：
这几天上网没有仔细看帖子，一来是因为事情多，二来也没有注意，刚刚看到有山东网友发出来的帖子，说什么山东人看山西，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似地评头论足了一番，乍一看是这么个理，山西的问题确实很多，但是我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呢？问题摆出来我们欢迎，但是言论确实过分的以偏概全，以点概面！这些问题难道是山西所独有的么？未尝见得吧？说话不要把弓拉的太满了，给自己留点退路好不好？
山西确实个古老的省，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山西的东西很多在别的省都可以直接进国家一级文物保护，但是在山西却随处被遗弃，山西出名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山西不会宣传，山西人太朴实了（在任何有关山西人论战的文章中，基本都会有这样的字眼），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我想很多人都也看过，山西就是这么一块地，一块让人永远有割舍不下的情感的土地！
山西经济很落后，真的很落后，不可否认，之前看过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调查，山西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之一，山西落后是因为山西人懒惰么？是因为山西人不思进取么？我总看到那么多的人鄙夷山西的穷，鄙夷山西的落后！但是这些人你们了解过么？没有山西哪来你们的发达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山西为了全国的建设付出了多少你们知道么？京津塘地区的辉煌，在你们享受着都市的霓虹之时，能源大省的省会却隔三岔五地拉闸限电，为了保证你们的物质生活，我们得忍受黑暗的煎熬。山西的企业真的是不景气么？开三停四你们听说过么？你们的企业一个星期停四天的电你们能不亏损么？山西的煤那么多，但是有多少留到了山西？又有多少能拿到钱回来？每天一列列的火车轰鸣着驶出了太行山，却换回了无数的白条，我不想骂人，但是又让人如何能不骂，白条拿来能吃还是能喝？呜呼……还有像这个山东人一样的无数人在鄙夷山西的穷！
山西的好多电厂发出来的电都是直送到首都和周边的邻省，这也就罢了，但是山西自己却时常无电可用，可悲可叹，为了全国的共同繁荣，我们认了，但是东部开放没有我们，西部开发还是没有我们，去看看全国像我们这样的省还有没有第二个？到处全是伸手索取的人，却没有一个回头回报的人！这的确是山西的悲哀！山西人太老实，老实到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去，却到头来弄个什么不思进取的名头！那位山东的朋友，你知道吗？山西过去为什么富么？咱姑且不提太古老的晋商文化，怕你说我们躺在祖宗的成绩上过活，单单就是阎锡山管理的时候，山西都是全国最富得流油的大省，那个时候山西的铁轨都是窄轨，你外人来了就运不出去咱的煤，要想要也可以，交钱！现在呢，这个部门的一个白条，那个部门的一个指示，煤你就照拉，钱你的不用给的可以！谁能受得了这样？山西的电不单单是往北京，连江苏都是有山西专线直达的高压输电网，稍微有点电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长途运输要损耗多少的电能，但是山西宁可自己不够用，也要支援全国各地，山西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的糟糕么？山西人太老实，老实的被人骂了还要叫好！我悲哀！
你说山西的房子仍然是青瓦屋脊，传统的造型，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啊？难道只有高楼大厦才是发达的写照？我不敢苟同，现在不是喜欢返古的风范么？现在不是喜欢那种田园的风情么？难道说你们都已经被都市化所同化了么？呵呵那在我看来是你们的悲哀了，你们完全丢掉了自己的文化！
山东人到山西，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呵呵我们山西供不了您这样的佛，还请您另某高就吧！山西养不了您，山西这样古朴的地方您都看不下去，我们欢迎您来做客，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常来：山西的水污染太重，怕您老喝了生病；山西的空气不好，怕您老呼吸了难受；山西的人都是骗子，会骗的您哭爹叫娘；山西没有厕所，小心您老大小便失禁……您的眼中，山西人一无是处，我们小庙养不了您这样的菩萨！
是的，山西的交通是不方便，我们不能否认，但是我看来似乎并没有你的说的那么多事情，县城之间的客车我看是十分发达啊，我虽然出行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我感觉也是有很多啊？（这就是感觉的差异）为什么您就坐不上车呢？你的汽车理论我说不上什么，长途的客运可能有些贵，但是用票价贵来说山西落后是不是有点牵强呢？那你要这样说，太原的公交的状况比全国的很多发达城市都要好，那么说太原是很发达么？未必吧？太原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城市！还有您说的山西的票价高，我也不敢苟同，我的朋友也遍布全国各地，很多人提起路费，山西相对还是算很低廉的了！不知道您是在山西哪里被宰了，跑到这里来诉苦？要知道您老的省会济南的交通要好到哪里去？山东的客运宰客的现象未必没有吧？还有我觉得一个地道的山东人是不会跑到别人那里家长里短的数落，山东人的气量很好，绝对不是您老这样的状态！
山西的景点确实多，山西的管理确实不如人意，据我所知，山西基本上除了五台山和绵山的管理相对较好外，其他的地方都还不是特别的好，不过我不知道您老搬的是哪年的黄历，植被的情况山西确实欠佳，但峨嵋和山西地处相同么？环境的地理因素你考虑过么？还有山西植被好的地方你去过么？你就见了几个地方，就该亏了山西没有绿化，可笑了！一叶障目啊！是的，你也说了，那些门票被上级提走了，被挥霍浪费了，不假，我们也为之痛心，但是这些上级们又有多少是山西人？本来就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我想如果山西当官的都是纯粹的山西人，山西本来可以管理的很好的！曾经有那么一任省长，在任期间山西的资源大量的外流却没有任何的回报，低价甚至没有价格地出售自己的能源，山西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然而谁能管呢？这些年山西发展起来的，山西的煤值钱了，你们周边的省又怎么看山西？你知道全国有多少的趸煤户们长期奋战在山西的各大煤矿，揣着大量的现金，为的是在第一时间买到煤！这样的情况以前有么？如果山西拿住自己的架子，你们有发展那么快的可能么？
我不知道君之所指的无政府状态是什么意思，难道穿军装出来就是无政府状态？你说的那些情况难道就只有山西有？山东就没有？……拿个镜子就照别人不照自己，还好意思这里说，呵呵可笑啊！或许您眼中的山西都是特例吧？一个总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我完全没有必要和你争执什么！而且你的言论在我看来未必是一个山东人所叙述，否则的话我会觉得你是为山东人丢脸，山东人没有你那么狭隘！山东人的豁达豪放绝对不会像您老那样睚眦必报的心态！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山西哪里受了创伤，或者是在山西哪里受了打击？您说的一些东西确实存在，但是您老把它扩大化，用放大镜去广播就不对了，凡事是要有事实根据的，也许您所见的一些东西是社会的阴暗面，本身的阴霾着，您就拿出来大做文章，呵呵不得不佩服您的苦心哦！也许您是好心，指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您这样未免过了些，任何时候用一种绝对的口吻去鞭笞一个群体都是片面的，绝对的，永远是难以立足的！
说起山西的污染问题，我不得不说几句，山西的污染如果是为了山西的发展也就罢了，可是事实上却不是，你所提到的大同的空气污染，却是从很大程度上因为大量的发电厂炼焦厂所引起，而这些厂矿却是完全为了首都以及周边的各个省所服务，把污染留到了山西，把洁净能源电力输送出去，或者把优质的焦炭送往全国各地，而你们山东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试想，如果没有山西的提供，如果没有牺牲山西的利益，那有你们的空气清新，如果那些焦油厂电厂都修在您的家乡，您那里的空气能不污染么？你光看到了污染，就不想想山西为了你们的发展付出了那么多？看了您的言论我都有点伤心，吃水不忘打井人呢？您这可是现时代的过河拆桥啊，可现在河好像还在过，您老拆桥的动作是不是有点早了些？您知道山西人为了这些污染付出了什么？举个例子，前段时间焦点访谈的一期节目比较有说服力，仅仅是河津地区，因为炼焦炭和发电的污染当地已经有20年没有人能够符合当兵的条件了，原因是所有的人体检不合格，肺上都有黑点，多么令人震惊，多么令人感到悲哀！多么大的牺牲？我都为山西感到悲哀，我的心在流血，在流泪……却还有那么多人不领情，不理解！
说实话，写到这里我真的想骂人，非常的想，可是多年来的教育告诉我骂人不好，我只能忍，我需要的是以理服人！我们不需要用骂人来解决问题，我只想用事实去说明，去告诉你山西人的朴实，山西人的真诚，山西人的可爱……
这位朋友不知道在山西的什么地方待过，回去写了这么一篇，当然有一些中肯的东西，但是却犯了最严重的片面性，我想问您在太原哪些路口没有交通管理人员呢？是周边的小村落吧？那里确实没有！也许你们那里很发达连小巷子都有交警管理，我们这里的人很自觉，我们的交通虽然不算完善也不够好，但是我们的管理也算可以！我不知道您老的“一切路口自由来往”从何谈起？巡警为什么您就看不到么？莫非您不认识我们的巡警么？哦！我想到了阁下的眼睛一定长在头顶上了，我们山西的一切您都看不到眼里去，你的眼睫毛都是空的，根本看不了我们这样的小地方，那您还来山西干什么？我现在告诉您，太原的街道上有巡警，太原的十字路口有交警，不过他们看见您老大驾光临的时候，比较害羞，藏起来了！
呵呵，似乎越看越有意思了，您的话说的前后矛盾，我真不知道该相信您前面的话还是该相信您后面的话，刚说了山西人没有坏心眼，然后又马上说山西人无人不是骗子，没实话，哈哈，这句话说的有意思了啊！姑且不算山西的外地人，就是三千万父老也不能接受您的这样的言论？您有什么资格评价我们山西人，您凭什么就说山西人无人不是骗子，好，既然你认为我们都是骗子，那么您为什么还要来山西，山西给你那么多的伤和痛，你大可以和山西划清界限！我们山西人在你眼里一无是处，您可以和您的相好的省份来往啊！省得自己被骗……其实论骗子，我想我不用说什么，山西人是诚信为本古来有之，要不也不会有我们晋商的辉煌！骗子多的地方全国有那么几个，但是山西一个也沾不上边！稍后我将附上一个关于全国骗子的情况汇集！你看看！
欺负老实人？我怎么看不出你有什么地方老实呢？就从您一棒子把全山西人都打下去的观点您就未必是老实人，您把淳朴善良的山西人贬得那么低，何来老实之有，是的山西确实有一些人为山西抹黑，但是别的地方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您才是真正在这里现眼，给山东人抹黑！山东人会都是您这个样子么？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话？说实话我想我会为山东而悲哀的！
一个说话根本不想后果，而且根本不经过大脑的人，我真的不太想说你什么了，你说山西的经济搞不好是因为山西人买了东西提货不给钱？有意思了啊，这样的事情是山西的吗？也许有是个别吧？那要你这样说，新闻报道上山东还有制造假冒伪劣产品销售到山西来坑骗淳朴的山西人又当如何解释？我们山西人看到这些就是宽容，我们认为山东人大多数还是好的，只有那么一小撮的渣滓在作祟，那么你看到是什么？你就知道用一个事例去否定所有的山西人，可笑！！！！！要知道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有毒罐头销售到山西主要食用群体都是老人和幼儿，你有什么想法？你的衡量的标杆尺度为什么就这么狭隘？真让人看的寒心！
山西人懒么？我也有认识的山东人，你说的现象山东没有？哦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山西人的勤劳朴实可能你眼里什么都看不到，山西为什么落后，山西的情况也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因为这样，山西留不住人才，大量的人才流向了北京上海等发达的城市，山西人参与建设了全国各处，山西人是像你说的那么懒么？你了解山西么？你就说山西的东长西短？说实话我都越来越不想和你解释，因为我感到你的发言是那么苍白无力，那么的不堪一击……既然你觉得我们山西是没有秩序的，人都不文明，那么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希望阁下能够入乡随俗，俺们都是村里的没有文化，我们没有秩序，您老就担待着点，我们都是野蛮社会的人，我们不懂待客之理，我们没有最起码的文明，我们都是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你大可以选择不来！如果您实在气愤，觉得山西给你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您大可以在全国到处宣扬山西的坏，以您这个“山东”身份的眼睛审视山西，我们感谢您也给我们宣传了一把！谢谢！
就此搁笔吧，没什么意义也，我今天说这么多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山西歌功颂德，也不是赞扬怎么怎么好！我只是不希望外人误解我们山西，不希望一些人打着某些目的去贬低我们山西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好地认识山西，认识山西人。我爱山西，我是山西的儿子，我也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我们可以看到，与前文所述一样，“山西人”将自己的论战要点放在了几个方面：
山西穷，是因为山西为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为了全国的发展，牺牲了自己，贡献了大量的资源而未能获得相应或者超值回报。在某种程度上，只要牵扯到污染、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山西人”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愤懑与委屈。
与这种情绪相对应的是，只要提到山西有哪些不足，“山西人”便会表现出极其的愤怒与不满，认为是“以偏概全”、带有色眼镜看山西。
在讨论到山西人的时候，几乎这方面的用词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们山西人质朴、老实”……
如果到最后，于是便往往会获得一顶帽子：怎么能这样妖魔化我们山西？怎么能如此丑化我们老西儿？
可是，我们掩卷长思扪心自问：问题的核心实质是这些吗？从这些纷争论战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看待问题的态度。
原山西长治市委书记、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在接受《南风窗》杂志记者采访时同样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山西地处中华大地的中间位置，不东不西，从1990年以后，落后得更为明显，人们戏称山西不是个“东西”，那是因为这里也没产出多少东西。原因是什么呢？山西经济的特点是能源经济，这种特点一方面决定了山西经济的奉献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山西经济的牺牲性：牺牲了资源，牺牲了水源，牺牲了土地，牺牲了环境，牺牲了人文景观，牺牲了人民健康，这些牺牲都难以得到补偿。
但问题有另外一方面。“山西人很老实，山西的干部也很听话。”吕日周认为，这种“听话”的干部形象，表面上是很守规矩，实际上却反映出主观能动性不够，未能积极向上反映基层实情，争取支持的情况，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
吕日周举例说：“长期以来，中央要煤，山西就只懂得挖煤，不懂得煤变气、煤变焦、煤变电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中央不向山西要焦炭，山西也不懂得产焦。中央向山西要电，山西只懂得向外输电，自己的工业用电、农业用电、生活用电却不足。群众说：‘农民买彩电，只能看再见。’中央运煤走铁路，山西不懂得自己修公路。中央要煤要电占用了山西的水资源，山西也不懂得好好造一些引水、造水工程……”
早在十几年前，山西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要想解决山西经济“贡献大，收益少”的矛盾，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省里也多次召开论证会，拿出了若干方案，但一直处于“纸上谈调”的状态。多年来，山西经济的指导思想，基本还沿袭着传统思路，发展着原煤、原钢、原粮、原木等原料，特别是挖煤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要想富，挖黑库，库里银钱无其数。”煤炭产量直线上升，调产走向了“不动产”。
吕日周说，山西经济并非注定是牺牲经济，中央也不会出此下策——中央政策是全面的，问题是山西的认识是不是全面？只看到确保中央计划的必要性，看不到维护地方利益的合理性。山西在不少时候，是以领导干部中形成的“为国家就等于为山西”的思维方式为标准，习惯于盲从，在处理中央与山西关系的工作中一边倒，形成“山西人民利益无足轻重”的价值观念。
吕日周将这种思想概括为“不顾人民利益的‘左’的倾向”。他说：“山西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的同时，要为山西人民的经济收入服务。有能力，就应当把一个地方人民的经济收入搞得比同等条件地方的人民更好一些。否则，就要老老实实地承认工作有差距，‘为人民服务’差了一截。没把山西人民的经济收入搞上去，不管找到多少崇高的理由，都掩盖不了无能力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党的政策与本地实际结合的落后性、无知性和蒙昧性。”
吕日周将内蒙古与山西作一对比：内蒙古煤炭储量占全国的1/4，仅次于山西。但人们更多听说的是内蒙古的“仕奇”西服、“鄂尔多斯”羊绒衫等轻纺及“伊利”、“蒙牛”这些食品工业品牌，因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目标很明确，就是全区城乡生活水平达到全国中等以上，争取粮食自给，有更多的机动财力发展经济文化。现在内蒙古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后备基地，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5%左右。
与此同时，山西还在“一黑遮百丑”。产业结构没从根本上调整过来，却又没有紧迫感。只要那个地方有煤，煤的产量和收入逐年增长，当地领导人就会沾沾自喜。在同一行政区域，产煤地的暴发掩盖了无煤地的贫困；掠夺性开采资源、出卖资源而致富很容易使老百姓产生鄙视文化、教育的观念和轻视任何致富门路，更使领导人很少研究发展市场经济的新思路，不在产权改革和产品开发上动脑筋。暂时的和眼前的致富掩盖着难以持续发展致富的矛盾。
从干部作风上来看，山西干部一是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整天研究人际关系、金钱关系和裙带关系，“与其整天和农民在野外打土块，还不如陪领导的夫人坐小板凳聊天拣韭菜”。“山东人研究让谁去干，山西人研究要干掉谁”；“南方政府机关放手让企业家折腾，山西政府机关放手折腾企业家”。
二是受中庸之道的影响。阎锡山信奉“中”的哲学，祁县乔家大院的名称是“在中堂”。有一个县委书记跟吕日周说，我干工作就是三条：第一不误事，第二不出事，第三不做事。吕日周质问：这种人能当好县委书记吗？领导的水平体现在哪里？水平就在于敢于拍板，支持对的，否定错的。不能遇到是非就不表态。这个县委书记说：“我怎么能表态呢？张三说东，李四说西，那我说什么呢？不表态。”
三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在山西的贫困县，常能看到一些啃着窝头、吃着咸菜的农民，耻笑吃着肉馒头的南方修鞋姑娘，问她们为啥远离家乡，来干这种“丢人”事？
吕日周感慨道：“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排斥着改革开放，一环一环把人套住，一绳一绳把人捆紧。这样的环境，真要命……”
诚哉斯言！不愧是一位历经高位的学者型官员的见解。
然而，在整个山西省，能如此分析问题的山西人、山西商人们又有多少呢？
当此类“妖魔化”山西或者山西人的文章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山西人也许该到了反思自己的时候了。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任何事情都有它背后的理由。
一位山西老乡这样说：中国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在少数，觉得负面的报道多了就是坏事。主张报喜不报忧，用一些所谓的功绩妄图抹杀现在所犯的罪恶。而且他们大多无所作为，还总爱缅怀过去的辉煌，就像我们的意淫电视剧今天这个王朝明，明天那个大帝一样。过去再辉煌永远是过去，好比一个破产的商人，每天不去想着怎么东山再起，而却每天哭泣着回忆往昔美好的岁月，还不断地对别人说我过去可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只想用过去的辉煌赢得别人的尊重，这样的商人有什么前途！新闻自由透明，揭发丑恶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不好呢？我也是山西人，我看到对山西的负面报道我是满心欢喜。如果没有报道说煤炭商人是如何地暴富挥金如土，我们能反思我们的一些政策以及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这些报道那些在黑窑里的孩子何时能见天日？难道就为了自己家乡虚无的名声就可以纵容诸多丑恶的现象的肆意发生？若是没有网络，中国就可能会向更黑暗的方向发展出现极大的动乱。有一句话这么说：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理由。形容现在这类人和我们最适合不过，自己没做好，不发达，肯定是制度和方法出了问题，人家其他地方没资源还发展那么好，何况我们条件这么好。这类人恰恰就是爱缅怀过去，还找出种种理由说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中国国情，什么初级什么阶段的。
一位网友也许认为不能忘记山西人的一顶帽子，干脆直接来了一个标题：山西人的精明——晋商的遗传。文章里面记录了这样的场景：
从恒山下来后在大门口，乘上去灵丘的“依维柯”，车内倒松得很，就是车费贵了点（外省人最好别讲价因为车太少），刚行不远，路旁有5个人，招手要乘车，于是一场讨价还价的“戏”开始了，老板要20块一人，乘车的说，都走了一段路了少点，等了二三个小时，少5块，老板说不行，要乘的说，我们就不乘，双方皆不让步，足足僵持有五六分钟，最后＂生意＂搞不成，我好蒙，一方宁愿车内空6个座，不卖100元，少赚25元；另一方宁肯再等二三个小时，也不乘车，我好佩服山西人的 “精明”……
不知道这样的文字，各位看官是如何地感受？这就是晋商精髓？
如果只看外地人写山西人，尚不能完全拜托某些人所说的“妖魔化山西“的嫌疑，那么，我们再看看山西人是如何”妖魔化“自己的家乡的。
人说山西好风光，
地肥水美五谷香。
左手一指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吕梁。
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
你看那汾河的水呀，
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五一黄金周，我和两个兄弟坐了汽车，又回到了离开将满一年的山西。细算起来，事实上在山西逗留的日子也仅仅有两天走马观花的过程了。既然是走马观花，那么也就貌似没有发言权来上这么一篇所谓的《抱歉山西》——不过既然我放话在先，不写自然就是不行的了。只是我所写的东西并非仅是单单两天的内容，而是四年零两天的，于是乎这样的发言权就自不必说了。 {分页}
一
由于太原—旧关高速公路部分翻修，因此石家庄北站发往太原的长途汽车只得取道山西寿阳。
在百无聊赖之中从车窗向外望去，是那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一望无际连绵的青山，广阔的黄土地，零零散散地堆着几座刷着广告亦或标语的平房聊为点缀。
不愧是山西啊，那路边的是煤吧。突然，车上有人说道。
我由着声音向路边望去。果然，路边的黄土已经被煤染成了灰黑色，还散落着不少颗粒状乃至块状的煤渣。不愧是山西，不愧是山西……这几句话回荡在我的大脑中，突然间大学时候流传的一句话打破了这种回荡：山西穷的就只剩下煤了。
（无语，现在是能源经济，煤炭值钱了。山西好点了。但是总体还是差，部分人有钱是好事，但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是大部分没钱的拿人家有钱人的事情来意淫……）
于是乎我再次放眼望去，青山、土地、平房……空旷的悲凉，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悲凉足以抹杀任何的欲望，甚至希望。
由于太旧高速公路的翻修加之黄金周的车流量骤然增大，所以汽车在寿阳堵了四个小时。直到将近下午五点的时候，这辆车才到达了太原长途汽车站。
刚下车不久，我的两个兄弟就开始对着一辆车发表议论了。在我回过头去的时候，他们所议论的那厮已经从我的视野中低调地消失了。听他们补叙，那是一辆劳斯莱斯；他们还说，在北京都没见过，没想到在太原竟然不经意间就给见到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在太原的柳巷商业街经常会出现这种名车，之中并不乏宝马凯迪拉克劳斯莱斯悍马之类。
我心中突然泛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那悲凉的青山、土地、平房……
二
从山西毕业后我一直认为，浸淫于山西氛围四年之久的我太熟悉这块土地了。但我没想到，一顿饭之后，这块我自认熟悉的地方却又让我感到是那么的陌生。
起因很简单。无非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上菜的服务员把我放在桌上的红盖小汾酒碰洒了半瓶，我理所当然地要求再赔偿一瓶，可得到的回答是：再上一瓶，以半价计。（再无语）
我顿时语塞，不由得对这种赔偿办法心服口服。精明，这是外地人对山西人最具代表性的评价之一，这一点于此展示的真可谓是淋漓尽致了。我清楚这固然只是柳巷食品街里很小的一个门脸，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种经营手段并无法代表所有山西人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肯定也能说明些什么。我又想起了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将劣质棉籽油以一文钱的贱价出售给顾客充当灯油以为赔偿的情节，不知道这种事儿在今天的山西店铺中还有没有可能发生？转而再想，其实我没必要对电视剧的情节做出质疑——乔家的方式可谓大气，但同样可谓之精明，因为他关注的利润更长远。
（这样的事情经历了不少，但是大部分是小精明，在经营这一大块，关注利润长远的不多，这样是制约经济发展的。而且不利于企业壮大）
同是山西人的精明，只是隶属的时代不同罢了。
三
这次回山西并没有去乔家大院，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由于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必将置乔家大院于山西乃至全国旅游业的风口浪尖之上，此乃旅游之大忌也；二，有内行说法曰乔家不如王家，跟王家一比乔家就不算什么了。所以，我们一行三人最终选择了位于山西灵石的王家大院。
跟团旅游的弊端之一就是不自由性，于是这次在王家大院游览了仅仅不到一个半小时。虽然不甚过瘾，但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足够让我感慨颇深了。这个占地15万平方米的建筑群诚然无愧于“民间故宫”的称号，它的规模之庞大，房屋之众多以及雕刻之细腻精美足以让任何拥有大片豪宅的富商显贵们自惭形秽——甚至包括拥有紫禁城的朱氏与爱新觉罗氏们，如果他们真的身临其境的话。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大院的建筑成本至少不在紫禁城之下。
在感慨于王家大院的规模、房屋以及雕刻的同时，我却又感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从这些东西中不难窥出晋商一族乃至整个山西颓败的些许原因。
诚然，我赞叹于王家大院庞大的规模、众多的房屋以及细腻精美的雕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这座建筑群并不大气——这一点是无法和气势磅礴的紫禁城相比较的。这个庞大的建筑群，不过是由一个个狭窄猥琐的院落鳞次栉比地堆砌而成的。从此许能推想出山西商人独特的朴素观念：他们根深蒂固的小民意识决定了院落的猥琐规模，这种意识也使他们把大部分的银子都花在了力求窗棱、门饰甚至石阶雕刻的精美之上。
（这时我想到了山西的豪华车是在一个地区是那么的集中，为什么集中？不会是攀比……那会是什么呢？）
再把话题扯大一些。在这个蜂窝般的建筑群中，那些叱咤风云数百年的晋商形象于此不见了分毫。我很难想象，那些一手遮天的山西商人为自己设计修葺的家族建筑群竟然感觉不到丝毫的大气与魄力。除此之外，也许从这里还能体现出晋商一族的理财观念：在外边挣了钱，运回家，修房子或存着。如果这是真的，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可能就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推动中国金融流动的，竟然是这么一种观念；不过这么一看，中国的票号业的发端于山西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于是乎历史上真实的乔致庸成了一个谜。我不知道这位晋商的代表人物是否真的在做着庄周化蝶的那个梦，是否真的有着那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壮志，是否真的有着那非比寻常的魄力，是否真的具备着那超越传统晋商的思想……
我突然觉得王家大院变成了一个偌大的监狱，它牢牢地锁住了晋商们的金银、观念和理想。（何止是商人啊，放大点说是整个山西人）
上述几篇文章在网络刊登后，到处转载，引来愤怒一片骂声不断。所有人都不可否认，这篇文章有点以偏概全，但是，在愤怒声中，我们山西人民是不是需要理性地思考：怎么了？为什么一个外省人会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离开山西、深爱这片土地的三晋游子也会同样的思考？……
只是，这样的理性似乎很少，面对凡是说山西不好、晋商不好的，你看看，几乎都是惊人地一致：骂！骂的狗血喷头！更为好玩的是，几乎所有的回帖里面，总少不了这样的经典：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女娲在这里补过天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神农在这里播过种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蚩尤在这造过反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三皇尧舜禹在这里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在这里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五岳中的北岳在这里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大同的石窟比洛阳的强点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独一无二的木塔在这里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不过山西有座古城敢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黄河流经了七省却把魂留给了山西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山西古代有一群人会做生意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占了全国的七成煤炭而已！
山西真的没什么，只是八大名酒里有一种而已！
说山西没有圣人，关羽就笑了：“昨天还和孔子论《春秋》来着。”
说山西没有思想家，荀况就笑了：“你应该叫我荀子。”
说山西没有一方霸主，晋文公就笑了：“给你个面子，我让你90里。”
说山西没有骈文家，王勃就笑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说山西没有散文家，柳宗元就笑了：“怎么说也进了八大家了啊。”
说山西没有诗人，白居易就笑了：“数完李白杜甫就该说我了吧？”
说山西没有词人，温庭筠就笑了：“我是第一个好好写词的人。”
说山西没有曲作家，关汉卿就笑了：“元曲四大家知道是谁不？”
说山西没有史学家，司马光就笑了：“我和司马迁合称‘双司马’呢。”
说山西没有书法家，米芾就笑了：“‘苏黄米蔡’里的那个米就是我啊。”
说山西没有画家，王维就笑了：“我写的诗都是画……”
说山西没有小说家，罗贯中就笑了：“我好歹也写过名著啊。”
说山西没有女强人，武则天就笑了：“朕没亏待你吧？”
说山西没有美女，貂禅和杨玉环就笑了：“把西施和昭君叫过来合个影吧。”
说山西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徐向前就笑了：“元帅不好当啊。”
说山西没有强悍军阀，阎锡山就笑了：“山西在我手里38年没出事。”
实际上，我们都明白：俱往矣，数山西风流人物，都在往昔！
更何况，我们可以夸自己早前是多么的富，地上多少文物，地下多少文物，历史上出了多少名人。问题是，中原大地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影响了整个的东亚文化，为人类发展史谱写了最为华丽的一章。我作为炎黄子孙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在山西这块先祖生活的大地，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留给我们炎黄子孙的都是文明的结晶、智慧的精华。我们的先祖因为智慧，因为文功武略，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他们天才的名字，让我们后辈在骄傲自豪之余，充满穿越时空的景仰。可这一切，与现在的山西人有什么关系呢？创造辉煌的是炎黄血脉的一族，和你今天的山西人有什么关系呢？
而我们山西的老乡啊，依旧在晋商的华盖下，在往昔的辉煌里愤懑、郁闷着。
一位山西老乡如此慨叹：我们能告诉他们些什么呢？便是把他们擦得锃亮，一一摆放出来，又能如何呢？这个质疑，首先不是来自别人，而是祖先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贫穷，永远不能成为抱怨的理由。痛苦，也总是成功的原发动力。他们吃苦耐劳，开创黄河文明，他们能文能武，独领一代风骚，他们能谋善断，气吞锦绣山河，他们精工善贾，钱财富可敌国；他们进则仕，济天下养苍穹，退则师，立贤言守气节；若逢乱世，必赤胆忠心，金戈铁马，成就不世之业；若遇太平，则安守其业，厚积薄发，求成有益之人。面对这样的祖宗，除了恐慌，除了难堪，除了羞愧，我们能说些什么，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失落的如我辈的山西人，除了一边喝着老陈醋，一边酸溜溜地回想“那些曾经阔过的日子”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那个《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风景秀丽的山西那里去了？那个自古“表里河山”的山西那里去了？辉煌，财富，名气，曾经我们什么都有过，如今，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现实的山西人在没有了现实的凭靠后，人格精神竟也萎缩、疲软得一蹋糊涂。不说那浩然之气，不说那风流之风，我们竟连最起码的方向都已经迷失了。如今，说起山西来，除了冷冰冰的石窟，轻缈缈的五台，四方方的古城，我们的印象好像就剩下脏、乱、穷了。远古的辉煌早已褪色，政治的喧闹早已经冷场，只剩下一种畸型的繁荣，闹哄哄，香艳艳地斜撑着山西可怜又可悲的名声。想着这一切，总会感到深深的悲哀。不为别的，只为我的故乡山西，我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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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兴起？出路在何方？
为什么要成为、谁有资格成为“新晋商”？
侯耀晨先生是一位资深记者，他倾心研究区域经济国际化战略传播。面对“新晋商”这一概念与群体，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思维方式与观点。那就是，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审视“新晋商”这个概念的时候，需要设立几个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的背景之下来探讨“新晋商”。他开列出来的四个参照系是：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
侯耀晨先生提出，在这几个参照系的烛照下审视和考察“新晋商”的现实意义以及它的种种可能性的时候，首先可以摒弃几个误会：
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因为今天的山西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较之很多地区明显滞后，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和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我们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清除了以上误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侯耀晨先生这样提出自己的分析思路：
提起美国的宪政历史和200年来持续繁荣的商业奇迹，无论理论界学者还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亚当-斯密的贡献。他的《国富论》不仅明确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依据，也界定了个人财富、个人创富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因此，《国富论》被尊为美国200多年宪政和经济成功的第一块奠基石。
然而，国内的商业人士和学者们在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的时候，至少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的贡献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重要的。
简单点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国家和他的每个公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道德情操论》解决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钱的问题。
如果一个商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可以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从事商业奋斗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荣耀；
如果这个商人正好也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就会对社会和谐，对财富的终极价值有全新的认识，继宗教价值的号召之后，从事推动社会和谐的公益事业，就会成为他的理论动力。
这样的商人，既有勇气和智慧去赚钱，也有理性和责任感，抱着感恩的心理去回报社会，而不是把公益事业当作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赚取更多商业资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亚当-斯密的信仰者不会把夸富斗狠当作自己的荣耀，而这正好是老晋商最终走向覆灭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在上个世纪纳粹猖獗的时期，其群体命运和个人空间被压缩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犹太人在内，大家都认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可能轮不到自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犹太种族以及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灾难。在那个充满悲剧的历史阶段，最终觉醒的犹太商人们被迫把个人及种族的生存摆在第一位，很多犹太商人为了最后的救赎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财富。此后，这种恐怖的洗礼导致的人生觉悟成为犹太商人继续称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资源。
和犹太人面临的种族灾难相比，历史上的晋商们没有面临过如此残酷的灾难，即便跟异族统治者的关系中，他们也是相对处于被保护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历史中山西晋商有无数的个人曾经牺牲在漫长的商路上，这个数量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考察中国的历史，其总体数量不会少于犹太人的死亡数据。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寻找财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纳粹的直接残杀。还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对于历代统治者都有过巨额的“捐助”，有时因为当局囊中羞涩，有时由于国破家亡的危险。
无论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商人的群体，在他们的商业和人生之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灾难，有的是商业领域的残酷竞争，但是犹太商人能够屡次挫折，屡次崛起，山西的老晋商曾有着500多年持续的商业实践，最终一蹶不振，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晋商们反思吗？
第三个参照系，韩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在战后的勃兴以及他们如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滥觞，对今天的“新晋商”们也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韩国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仁义”等重要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同时，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以走出去的勇气，以不断创新的精神磨砺自己，最终不仅实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开辟的商业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指向的个人规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韩国商人在上世纪以来的成功之路是老晋商们所没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晋商们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
最后，我们看看新晋商在国内的对手们，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这些群体。在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浙商、粤商、鲁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几大区域的商人群体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的旗号，在国内形成几大势力，在国际上谋求新的突破，他们不仅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济势力，也有历史上他们的先辈们积累的文化资本。
和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比较，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晋商需要开放自己的心态，跳出这个怪圈，因为无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还不能作为一个长期成功的样板来参考。同时，山西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浙江、广东、山东、安徽乃至中国的每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仅仅停留在地缘商业势力和地方群体力量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商业不相信故乡，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由此，侯先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如果新晋商，是一个特大号的鞋子，那么新晋商群体必须拥有一双勇于走向市场，敢于浪迹天涯的热血男儿的大脚丫，他们的脚步应该走出山西，行进在国际竞争的道路上。在没有盟友的时候，他们能够像历史上的祖先一样以空前的韧性进行个人奋斗，在机缘到来的时候，则无论是新晋商、新浙商还是犹太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晋商群体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心理空间中打滚，则谈不到什么出头之日。
浙江德士风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水荣曾经谈道：其实商帮构成并不是因为地域的特点，它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浙商从精神层面上讲它就是一个浙江精神，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浙江范围内的商人，而不是全球浙江商人的思维模式，而是浙商代表精神的一种体现，
套用《世纪末的山西》一文作者的一段话：作为新晋商，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地域上的概念，不是说我们生在山西就是新晋商，同样也不能说那些在山西的外地人不是新晋商。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的定义应该是一种文化上的，是一种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甚至经济的因素把许多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纽带。它决不单单是一个名词是一个符号，应该是一面旗帜一种咒语一尊神像。一个新晋商应经过自觉的奋斗，依靠有意识的抉择，经过自觉的反省而把三晋的文化内化，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新晋商。
然而。
然而的背后是，我们还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包括“新晋商”在内的“商帮热”。
面对近年来越来越热闹的商帮活动，包括新晋商的不断升温，我们也应更加冷静地思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是否有必要刻意强化和经营新的“商帮”概念，是否应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心态丰富“商”的内涵。
我们可以看到，侯耀晨先生上述的分析与结论，是建立在新晋商这个概念可以成立的基础上。实际上，在“世界是平的”、“地球都成了一个村子”的今天，有一个概念已经浮现出来，那就是，现在的“商帮”与时俱进了吗？或者说，到处冠以“新X商”的新商帮概念到底有多少实际意义？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旧商帮相比，究竟有多少传承关系？市场经济的自由环境与蕴含强烈地域色彩的“商帮”概念是否能够相依共存？这个问题直指一个核心：新晋商以及与新晋商类似的概念与组织是不是该就此死去？
我们纵向分析就可以知道，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的旧商帮相比，新商帮们植根于当地共同的商业气质和文化脉络。细细考察，则可以从他们身上解读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环境、地域特征。因利益而聚合的“新商帮”与古时的“旧商帮”相比，业务上既少传承，即便在文化上也无太多承继关系。换言说，这新商帮顶多只是一种“借壳”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商帮”的“疯炒”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夸大商帮的精神力量。有人说，山西人天生就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视为“陶朱事业”；徽商则是讲究诚信、吃苦耐劳、注重文化传统的“徽骆驼”；广东商人敢拼敢闯，处处都想喝“头啖汤”；福建商人也不差，没事就爱用闽南话吼上两嗓子“爱拼才会赢”；浙商喜欢从小物件做起，成立商会、抱团发展。仿佛一个地方的商人就应该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要把昔日传统商帮成功的“DNA”检测出来，坚持下去，便能顺着来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年的十大商帮如今已乘黄鹤去。
历史上出现的商帮有其特定条件。在小农经济时代，由于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制约，我国各地商界形成了“帮”的概念，“帮”是“商”的支撑，行“商”必有“帮”。而现代工业文明强调合作、开放，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强调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尤其是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加剧的形势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融为一体，行“商”必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方能生生不息，可谓开放赢得合作，合作成就未来。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今日商帮的概念用于同乡交流等倒未尝不可，但过于强化地域概念，路子会越走越窄。一位商人戏言：“英雄不问出处，做生意又不是挑宠物犬，不必细查祖宗八代的血脉。”事实上，现今意义上的“商帮”实际上只是一个大的商业族群的方便叫法，早已与传统商帮“以地域为中心”的特征相去甚远。曾经有一位在英国学成归国的专家，在听了一场关于“新商帮之崛起”的讲座后，饶有兴趣地询问了在英国读ＭＢＡ时结识的伦敦商人杰克：“您是否为自己是‘伦敦商人’而感到骄傲？”结果这个问题倒让那个留络腮胡子的英国人大吃一惊：“为‘伦敦商人’称号而感到骄傲？你大概是说伊丽莎白时代吧。今天，‘伦敦商人’跟‘曼彻斯特商人’没什么不同，无论‘伦敦商人’、‘巴黎商人’还是‘纽约商人’，除了说明他们住在‘那旮旯’之外，没什么特殊涵义。”这位专家顿感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而今的中国的商人，已经穿山越岭，万里跋涉，投身于全球市场这一块老商帮们见都没见过、想都想不到的天地之中。因此，有专家指出，在中国商人本应有更大的胸襟和气度的今天，没有必要把狭小的地域之见、血统之论堂而皇之地请到堂上、冠个“新”字招摇过市。传化集团董事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认为，在各国文明相互交融、我国加速融入世界的时代背景下，总结研究有区域文化特点的“商帮”很有必要，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没有必要刻意强化和经营新的“商帮”概念，而应以更加开放合作的心态丰富“商”的内涵。他认为，今日“商帮”的概念用于同乡交流等倒未尝不可，但过于强化地域概念，路子会越走越窄。“一个好汉三个帮”，从商本就是个讲人缘、讲关系的活计。一位学者表示，“商帮”的兴起其实在很大一个层面上是今天的商人为了拉关系而找的理由。这些本来不过是依各地商人性格特色总结出的诀窍，却有好事者非要归纳出个“一二三四”，并贴上“×商”的标签。
朱芳文先生更是干脆，他提出包括“新晋商”在内，所谓的商帮文化是一种虚拟的自慰而已。
他认为，在世界上，我们最熟悉的商帮（如果有的话），莫如犹太商人。在无数历史典籍及文学作品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最会赚钱的商帮（而非民族），其经商的观点与手段在世人的心智中占有极强的印象：最会赚钱。
可是，在我们对徽商、晋商的总结上呢？找不到最具说服力的特征来总结其价值。如果仅仅是局限在地域上，那么这种研究的角度就不该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在资源分配、资源调整、促进社会物质进步等方面的成就和意义了。中国的商帮文化，其实根本没有存在过！至少在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乔家大院》的热播，就一厢情愿地相信山西人就是怎样地信守诚、义；我们也不能因为胡雪岩，就一定要说左延安、尹同耀如何如何，中国的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他们也是红顶商人么？
他认为，所谓的商帮以及新商帮的概念之所以喧嚣尘上，是出于媒体的炒作与报道需要，涌现出了美商、日商、韩商、台商、港商、浙商、苏商、京商、新沪商、新徽商、新晋商等名词。所指无非是一些具有共同属地的商人，并人为地把他们强加在一个群体之列。
他以台商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官方资料显示，在现在的中国，有100多个大、中、小型城市居住着120多万台籍人士，其中大约有10万台籍人士是大陆6万多家台资企业的企业主，或者是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企业高管。而我国官方及民间合作的机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企业会员及个人会员，却只有2万余名。也就是说，认同这种划分标准的商人，不足这个群体的1/5（或者说1/60）。而台商还是目前华人世界中公认的最具代表的商帮群体之一。
朱先生认为，这说明了商帮文化的幼稚。如果硬要说有商帮文化的，那这种文化也仅仅处于萌芽期。如果仅仅依靠过去的记忆来引导现在的商帮进化，无疑是一个无趣的过程。
由此，我们呐喊：打倒商帮！打倒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