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他们的生意与生活
文/侯耀晨
1980年10月，北京饭店职工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在翠华胡同开了一家个体餐馆。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悦宾饭店将会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获得安徽凤阳小岗村那样的标志性地位。他们只想解决孩子们的就业问题，借以养活一个大家庭，想让客人们在这里吃得开心吃得满意，他们才有钱赚。
对于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和驻华使节来说，1980年出现在北京的悦宾饭店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大门，正在缓缓开启！
从1978年那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开始，中国经济改革转眼走过了三十年。当年在社会上身份暧昧的“个体户”，已经被“企业家”这样的称号代替。中国概念成为全球热捧的对象，包括华尔街上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也想从中国庞大的经济积累中，寻找可观的投资以解燃眉之急。
2004年夏，在加拿大、美国游学数年的kelvin zheng毅然回国从事礼品服务生意。他的理由很简单：世界看好中国。回国前，kelvin zheng放弃了自己的MBA学位，因为典型的中国案例，正走上MBA课堂。
从“个体户”到“企业家”，这些名头上的变迁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生意和生活正在随着全球经济大潮起起落落。因为有过空前的奋斗和想象，他们的人生在某些时刻格外闪亮。
郭培基：我的收入何止千万！
解放初期的打工仔
《中国商人》：你是北京人吗？
郭培基：河北的，肃宁县大史堤村。我老伴是上村的，两个村紧挨着，小时候父母给订的亲。
《中国商人》：你老伴的娘家如何？
郭培基：和我家一样都是种地的，在河北那里算中等水平。我解放后上过四年学，我老伴后来在夜校认识几个字，能写自己的名字，但看报纸就看不下来了。
《中国商人》：你们是怎么到北京的？
郭培基：我上北京来打工，那时候刚解放发展工商业需要大量劳动力，老乡来招人，我们五六个小孩就跟来了。我大概是1951年来北京。一开始在裕兴泰玻璃仪器厂，老伴叫李阴南，一直是经商的。干了一二年，厂子倒掉了。这个时候咱们国家的各方面都在发展，而且北京城的饮食业供不应求，于是政府把我们组织起来培训炊事员。在北京找了五个老厨师，我们200多人在牛街南口盘了一溜五个炉灶，那里的楼房也归我们。天天买猪，教我们骨头怎么剔，肉怎么切。炒的菜也不卖，自个吃了。就是这样一个速成的炊事班，搞了一个冬天，这样我们都有了一点基础。来年春天，分到北京的各个餐馆，我们这一帮人就成了北京餐饮业的新生力量。
《中国商人》：你一开始被分到哪里？
郭培基：我先在西直门外的一个大饭店，那时还叫食堂。对面就是莫斯科展厅。我在哪儿继续当学徒工，两三年后，调到了阜城门外的儿童医院，给医院和机关人员搞服务。1958年以后，我调到北京饭店，当时还只有一座老楼，一座新楼。北京饭店算北京第一，还有一个就是西郊宾馆有名，专门供应专家的。
《中国商人》：你在北京饭店算什么级别的厨师？
郭培基：还是二十几岁的练习生，也能干活，不管面食，还是别的，都有了一些操作经验。说起做饭，北京饭店的地方菜比较全面。广州的、四川的、山东的、河南的，包括陕西的风味都有。有几个北京最好的厨师，如果说有广东菜，应该是把广东最好的厨师调过来，如果说有四川菜，也是把四川当地最好的厨师调过来。但北京饭店从来不吹牛，讲我是第一什么的，从来不讲这话。
《中国商人》：你老伴的手艺是跟你学的吗，听说她能做包括熊掌、燕窝七十多种菜？
郭培基：我是个做菜的，我那些师兄弟和师傅们都是北京饭店的。我这两下子从哪里来的？应该说是北京饭店的。我的师傅师兄弟们到这儿串门来了，我得请人吃顿饭吧，那吃饭怎么个做法？我老伴也做着，小孩们在旁边看着。平时也有个改善生活的时候，买点鸡鸭鱼肉做一点。日久年深，一天一天地过，十来年的功夫，家庭做菜的熏陶和感染也出来了。后来开了饭馆用不着学，她就会啊。那时候带鱼就是两毛五，买回来做做，做不了北京饭店那么好吧，也是靠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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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饭馆为解决生计
《中国商人》：你老伴跟你到北京后在哪里工作？
郭培基：华侨大厦，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宾馆。她不会外语就在华侨大厦里面打下手。后来到文化部机关食堂和环保所幼儿园当厨师，她做菜的基础已经有了，过来过去总在这个行业里。
《中国商人》：你们在餐饮业这么多年下来，也算是国家的正式工人了？
郭培基：是这样的。我老伴辞职开了这个饭馆，作为我来讲我几十年的工龄，不忍心扔掉这长期工。
《中国商人》：1980年，你们怎么会想到开餐馆的？
郭培基：这首先是政策允许，邓小平的伟大吧，改革开放邓小平一手操作的。经济领域改革这个大的政策提出来了，然后才有私人做生意，农村里头的包产到户。我的工资低，孩子多，经济上是困难户。那时候老大老二都有了工作，小四小五也中学毕业也长够个儿了，需要找工作。人要是处长，或者是那个部门的厂长经理，这好分配。我是个炊事员啊，认识的都是做饭的，我去找谁啊。小孩们要找工作先得到街道办事处登记，等分配。分配一段时间又回来了，再找工作。这个问题不单我是这样的，这是个社会现象。即便上山下乡的回来了，也存在找工作的问题。为什么有上山下乡，就说明当时的就业压力已经很大。就是现在找工作也是个大课题啊。
那我一开饭馆，对于我来讲，情况改变了。我是缺人，我做菜的要一个人，切菜的一个，涮碗的一个，服务员一个，还要一个采买的，你看一下子就要6个劳动力。我的人都在家里，还不够。上班的回来，也得忙活忙活，打打工。当时老大老二老三都找了工作，光小四小五帮忙开不起这个饭馆来，怎么办？把我这些孩子们都叫过来，开饭馆吧。这样我一大家子找工作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美国大使馆替悦宾做广告
《中国商人》：据说你们开业第一天就卖了一百多块钱？
郭培基：几十块钱吧，老伴给我说数钱数了五十多块，她后来又给我说是38块钱。
《中国商人》：你的第一家饭馆有多大，是租人家的店面吗？
郭培基：是我的宿舍改的。我的宿舍是四合院里的三间房子，拿出一间做餐厅，两间房子还住人。又盖了一个小厨房，餐厅里只能摆四张小桌，坐上一二十人就满了。当时这么大的北京城，有上班的领导层，有工程师，有文艺界，有工人，讲吃的，讲喝的到这儿来，不用说这么一个私人饭馆，就是十个也装不下哟。它自然这个饭馆就显着特别火。甚至还得排号等座，也排队。先是人家在这儿站着等，我想要吃这个菜，我站着等会吧。后来又产生问题了，你说你先来的，他说他先来的，有争议。那就想了个办法，你来了给你一个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给人家号。排上的人在吃饭旁边有人站着，也不好啊，也分号，你在餐厅外头先等着。四个人吃完了，进来四个人，一个人吃完了进来一个。因为吃饭的人多，餐厅太小，就产生了这些办法。这样的情况被媒体介绍传开之后，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听到消息，也来看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什么样的。不光是看，他也尝一尝。这里头有一个故事，北京每个饭店的标准不一样。而各国使馆里的人，他们是代表国家的，钱太多了。他要在北京饭店吃一顿，得40块钱一个人。可是我这饭馆刚一开，一个人才一块多钱。
《中国商人》：当时在你这儿一块钱能吃些什么菜？
郭培基：啤酒三毛九一瓶，我的炒肉丝，五毛六，炒豆腐一毛二，米饭才几分钱。他一个人吃个炒豆腐，一瓶啤酒，才多少钱？不到五毛钱他吃得很好。而我做的菜，味道非常好。他要吃个炒肉丝，一个豆腐，喝一两二锅头，更便宜，不到七毛钱一顿饭。可是外国人你到了北京饭店，最低消费40块一个人啊！
他们也想象不到我这个饭菜是这个价格，看到很多人在这里吃饭，也想尝尝。他就对我说：“老板，我一个人十块钱能吃下来吗？”他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个美国人。那我只有答应。他一吃这个饭菜很满意。于是美国大使馆做了个小宣传。他画了一张地图，由大使馆区一个箭头，指到了翠花胡同悦宾饭店，他那地图像桌子那么大还给了我两张。他把地图送给与自己友好国家的大使馆，于是各国大使馆的人都来吃饭。
可是我们的店堂就那么一点，就是美国大使馆的人来了，我现在的两家店里都坐不下。当时我记得，今天中午这一餐，这个大使馆来吃。明天，那个大使馆来吃。就那四张桌，成“一字”行合起来的。那时候还是小木凳呢，坐这儿大伙吃一顿。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排队一直排到多少天以后。这样一来北京零散的食客就少了。人家预定的要来吃，我们也不能谢绝。人家给了这个价钱，我们也不能说我就要你一块钱。就这样十块钱一个人，后来他们涨钱。有的给二十、三十，有的给六十。
《中国商人》：十块钱一个人这是1980年的事？
郭培基：对，80年，81年都是这样。给二十三十，给六十的也是这个时候。你像今天中午这桌是由深圳打来的电话，要在这里吃饭，那时候都属于这种情况。当年还有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订菜的，我下飞机，第一餐在悦宾吃。你给我订多少钱？我们最高三十块一个人，他说我给六十块钱一个人吧。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物价非常低，对于他们来讲非常便宜了。可是对我们来讲这是个笑话啊。你几毛钱吃饱了他就给十块，还有二十三十的。
《中国商人》：当大使馆的人都来吃饭时，你一天的营业额有多少？
郭培基：你比如说他吃一桌菜，我收他一百块，这一天中午两桌，下午两桌，就是四百。
副总理前来拜年
《中国商人》：当时生意这么火的时候你有没有很担心的事情？
郭培基：你提的这个历史问题是真实的情况，当时我不愿意丢掉我的长期工。就你这一问，我的孩子们请了假来帮忙，也是一个问题。那孩子们还得上班怎么办？于是就把老家的弟弟妹妹们叫来给我干活。一二年以后，北京城私人餐馆由萌芽到雨后春笋遍地都是。嗬，多极了！人家都雇工了都辞职不干了。那我也雇工了，于是我老伴也辞了。我的老大原来是汽车修理工，老二是做饭的，老三是裁缝。这些孩子们先是临时工，帮帮忙就走，后来也都辞职长期在饭馆干上了。只有我始终没有辞职，现在我还有退休金。
《中国商人》：你一天赚了那么多钱，而有的人几个月都没有那么多，你心里是什么想法？
郭培基：首先说经济改革了，中国刚一解放买卖人还是买卖人，后来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是这样走过来的。看看这些有钱人的经历，那文革时期，要搞这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是要戴上的。但首先我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个时候，我们上班骑的自行车怎样买来的？我这一班十个人，一人十五块，就是一百五。飞鸽车一百五，十个人凑出一百五，头一个我骑。第二个，我照样十五块，一直出到第十个月，每个人都有了一辆自行车。这叫自行车会，大家组织起来的。可这一天的流水额，我只要卖它二百块钱，这自行车我赚回来了。
这你又提出来了，我有没有担心的问题？不是我担心不担心的问题，是我面临的就是这些语言。你比如说我这小孩的同学们，听说我们家开了饭馆，有的同学就说了，别理他们家了，别上他们家串门去了。有的时候我上下班走着，后面就有仨仨俩俩地说，现在咱们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个人开饭馆的，在我背后就说啊，“他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啊”。听到了，我就赶紧推着自行车快走两步。甚至报纸上也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做私人买卖不伦不类”。我一听大标题不用看内容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开私人买卖只有我一个，上海、广州，无论到哪儿没有第二个，这是点明在说我呢。
这个问题产生之后，我怎么想？嗨，开一天算一天吧。什么反革命资本主义啊，大不了回去上班，我长期工作不没辞呢，孩子还去做临时工不就完了嘛！赚这几个钱全拿走我不要了。我是这么一种性格，我并没有多少钱。而且我这人到现在也是，不把钱当个钱，有饭吃就得了。不属于资本扩大再经营有计划有目的企业家。但是我也知道我要认真地做好服务工作，认真地把这几个菜做好，叫客人吃了舒服。这一点我清楚的很，到现在也是这样坚持的。我为什么能开这么多年，是这个意识在推动着走。
但是这些外界的说法出来后，有意识无意识地就会联系起来。大概这篇报道出来后，有几个小伙子来这里吃饭，这几个小伙子里就有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叶剑英的大儿子，姚依林、贺龙的儿子。
这些人在一起有十几个吃饭来了，外面那几张小桌子都是他们的人。“阿姨，我们捧场来了，你开饭馆我们吃饭。可是我们捧场你不要钱可不行，我们交钱呢！”这些人和我们都熟，我老伴给他们做过饭。这不十月份开张，转眼就春节了，还有几人给拜年的。姚依林、陈慕华，这两个副总理，是管经济口的负责人。还有人大的一个代表，给悦宾拜年来了。这拜年的情况就上了电视，报纸也报、广播也一日三播。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脑子里存在的这些问题似乎就一扫而光了。这个问题我怎么感想？往年是我给叔叔阿姨们拜年，这一回是总理给悦宾拜年。这样他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不用再胆小了！人家陈慕华副总理也说了，要我们把卫生搞好，多做些凉菜，大家爱吃的菜。领导拜年就是这些话，支持我们呢。领也关心我们，同时也讲到了政策，大胆地干下去，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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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有意说出去的”
《中国商人》：听说你开饭馆到九十年代，很短时间就有一千多万了？
郭培基：这是别人的估计，开饭馆有内行的。他开饭馆这一上坐多少人，一天收入多少？他要给我计算一下，由那年开始到现在他应该上千万了吧？他有一个估计和判断，不是我有意说出去的。但是这话我承认，其实呢何止千万，我不能不承认啊。第一，我五个儿子结了婚，都买了楼房。你不用说别的，现在我就有三部汽车，两个小面包，买菜的，还有一个小卧车，帕萨特。就说我这两处房子吧，前边6间房后边6间，160平方米出头，就现在的地价是4万到10万一平方米。你算算，营业房10万一平方米，100平方米就是上千万啊。你想想，一千万对于我来说，这么多年应该有了吧？但这些年花出去太多啦，我银行没有多少钱呐。
《中国商人》：悦仙的地皮是你买下来的？
郭培基：早啦，1989年后我换来的。他这是三家给我的，一家用楼房换，两家给了买房的钱，没花多少钱，万把块。基本上他是不愿意在这住了，我们的交易是两愿不是为了经济的原因。
《中国商人》：听说后来你们家又开了木器店？
郭培基：是的，我们家小三搞的。怎么样搞木器啊，他看人这桌子好，他给人家千啦八百就买来。他看见那个椅子好，又买来。他花不了多少钱的，千啦八百就买一个。这个物价上涨，你现在要买这么一张桌子，十万也是它。买的时候它才一千块钱嘛，你说这怎么弄的？这样他在经济上就独立了，现在也不愁吃喝。他就没吃喝回家来我也管，反正就这饭馆。赚了钱我也不管他。但说起来了，我这个儿子搞桌椅板凳号称是搞古玩的。我那个家里头，他弄了一房子，我说是破烂吧。他那时候从天津进的货，那轱辘车拉一车来，到了饭馆，我儿子给我说爸要钱。我说多少钱呐？一万！我就给了他一万，这不折腾嘛，卸了桌子拉了一车桌子来。现在我那家里头也净是他的桌椅板凳。他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这是紫檀的，这是红木的，那是黄梨的。还有一种他说这是清朝的，那个是明朝的。清朝的他说这不行的，他500块钱买来的，现在要5千，那明朝的他说这没有了，这得5万。实际上我说这是破烂，你弄我这店堂来你让人家坐，我不要拉走吧。他妈就发脾气，她说你不拉走我给你扔街上去，这哪像开店呐？这也是些家庭里的笑话。其实呢那玩艺儿确实是有成色有文化，确实美观漂亮，人做的那工艺，雕的那花，活灵活现的，我看着都美。他拉到我这饭馆说这个好让客人坐，她妈一发脾气，拉家去吧，就在哪儿搁着呢，确实好那椅子。
《中国商人》：那你做到现在，这一大家子人收入啊都怎么分配呢，谁说了算？
郭培基：分配她妈说了算。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吃饭要管的，孩子上学，这都要钱。书费学杂费，请个家教都挺贵的，说实在的没有这个小饭馆，这一大家子人还真没办法开销呢。我这些孙子辈们，只有一个消费低，他是考在了首师大。这个学校不交学费，伙食还有补贴，另外他学习好，有奖学金。剩下别的孩子都得交。花钱多少我不知道，哪有计算啊。
《中国商人》：你们也从来没有一个账？
郭培基：哪有帐？我不说嘛，小孩由天津拉一车桌子椅子，爸没给钱呢。下一回又拉来一车，我说多少？8000呢，爸你给钱吧！我就给了车钱家俱钱让人回去喽。
《中国商人》：你们家小三一开始还是想把这些桌椅摆在饭馆里觉得更有意思一些，结果让你们给骂回去了？
郭培基：哎，对对。他说所有这些都是明清的家俱，红木的紫檀的，客人坐着有档次。她妈说，你弄这些黑不溜啾的，我不要这些，你拉走拉走不拉走我给扔街上去！我就说你拉走吧拉走吧，别招老太太烦。这也是个笑话，太笑话了。
《中国商人》：你们家没有账，你老伴分配下去大家不会有意见吗？
郭培基：没有，没有，给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点，谁要赔了钱他对谁不满意，你又赔钱又赔钱！赚了钱，都高兴。小三买了家俱来，虽然说给她骂跑了。但是高兴，嗨，我小三家俱搁哪了？她高兴，他这不是赔了，他搁起来了。
希望餐馆一直开下去
《中国商人》：开了这多年饭馆，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培基：我这人是这样的，钱是次要的。作为一个生意来讲，一定要把它做好，它毕竟是一个事业。应该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这是个主题。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放在第一位。孩子们有的学得好，有的学得差，我不以他成绩的好坏论人的好坏。同样用这话套我的生意，我不以赚了多少钱论好坏，而以我的这些人好坏论好坏。首先是人，我是这样的。
《中国商人》：你希望你的儿子孙子一直把这个饭馆开下去吗？
郭培基：是这样的，这样他们吃饭的问题好解决啊。但是这个问题不由我管着啊，我希望他开饭馆，小三他搞木器了，他搞成了。这好啊，但是我嘱咐他你要多赚钱对待客户要负责任，你不能蒙人骗人，实打实。那小三做买卖有这个好处，是赚人钱了，但他给人讲，你愿意要你拿回去。你摆三个月说你不想要了你拿回来，我如数给你钱，你还给我这货。可就是这样做下去，他的生意站住脚了。
《中国商人》：你这话很有道理。
郭培基：有没道理我不知道。但我家里这些人，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我店里这些工人们，我要叫他好，好啊！所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事，我叫他都有满意的解决。不合理的我也认为是合理的，一个服务员说她们家盖房了，没钱。她一个月工资一千五，不够啊怎么办？我说我给你两万。问题解决了，我认为这个不合理的也合理了，这是好的。
《中国商人》：这一片老胡同里就你这两家餐馆吗？
郭培基：原来开到过六家。现在还有一家满汉全席，其他都关掉了，算上我的一共就三家了。
kelvin zheng：把上帝给你的东西发挥到极致！
《中国商人》：就你在国内和国外的经历，你如何看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
kelvin zheng：刚才你讲的三十年，我也讲我的理解。从1977年开放到现在刚好三十年，我觉得应该分几个阶段。从1977年到1980年代，这个阶段相当于解放生产力，把以前的绳绳索索都砍断，大家突然意识到还可以自己做生意。还有个体户的概念，个体户刚出来的时候地位很低下的，现在好像很少有人鄙视商人了。目前实际上是一个商业社会，这个转变过程我体验最深的是中间咱们有一段脑体倒挂的时期。当时我们觉得很困惑，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现在基本上都理顺了，大学教授的工资都很高，这反映了一种成熟吧。
总的来讲，我觉得国内跟国外比，咱们相当于商业社会的前期，由于同时处在信息时代，有点大杂混的感觉。从观念上来讲咱们已经是市场经济，从发展过程来讲，咱们的精细化、专业化还不如西方。比如说在公司的管理上，包括一些看法上都不如西方的精细。但国内有一点是机会好，增量比较大。回国前我给朋友们说，西方的饼要增大已经很难了，而中国这个饼却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你想咱们那么大的面积，那么多的人口，可能要十年到十五年才能变成美国、日本那么大的饼。这个增量是在近期要产生的。而在西方国家，你基本上是看不到增量的。然后你玩的人就那么多，比如你1万个人，10万个人一玩，假如这个增量是100个亿，从理论上一平分，你每个人能分多少？西方也有机会，但是西方的商业已经很定型了。我刚开始念书在加拿大温莎，温莎市政府一座楼盖了两年，而在中国十幢楼都不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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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天都有新机会
《中国商人》：一幢楼怎么会盖两年呢？
kelvin zheng：第一个人盖的也细，我觉得那边的微观效率没有这边高。我们有个邻居修房子，他是怎么修的？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你们１５分钟就要来一个brsak(休息）。就是说十五分钟有一个休息，喝点咖啡，然后接着再干十五分钟。而中国的建筑工人怎么干的，恨不得十个小时都不休息，连午餐的时间都不停。所以这个微观的效率怎么算，中国这边比较快。还有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做建筑设计，他的公司有两家设计院。一家在郑州，一家在西安，应该是西安最大的私人建筑设计公司。有个博士后是他的副总，他们去欧盟跟当地的一些设计事务所做学术交流的时候，一问别人特别吃惊。他们７０多人的公司一年做２０多个项目，而欧盟同样规模的公司一年能做五个项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反映了什么概念？第一人家惊叹你有那么多的楼可以盖，第二你的效率真高。这里有两种因素，第一个说明我们确实有那么大的经济增量有那多楼要让你盖。当然我们没有人家做得精细，我们的楼有的二十年就废掉了，人家人家盖的是百年的楼。通过这些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国内国外各方面的差距。
还有一个就是国外的人特别热捧中国。回国前，我们想做一个和汽车相关的项目，我跟当地一些厂家聊天时发现，他们这些人听说去中国做一些事情就两眼放光，马上说带着我一起玩，一定要带上我。就是这种概念。我跟一个香港人聊天，他也是谈到怎么回国。我说按照目前这种增长速度，我判断中国至少还有１５年的发展，那个香港朋友认为，决不止十五年，应该有三十年。所以现在你看到有很多香港人在大陆定居。还有刚才我那个朋友，她是个女博士，她的男朋友是荷兰人，两个人的浪漫故事已经中断很多年。考虑到必须有一个人做牺牲，那个男的为了追求爱情，来中国在西门子工作。后来我们聊起来问他在欧洲和中国的感觉怎么样。他说完全不一样，在荷兰感觉很平稳，但是在中国每天都有很多新机会，感到很兴奋。
中国的“快”与世界的“慢”
《中国商人》：这几个故事其实说明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到我们的机会很多，效率很高。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那种慢，可能带来的是长期的高效率。比如一个城市的景观，我每个楼都盖了很长时间，都有自己的风格，整个城市的综合价值就很大。
kelvin zheng：你说得对。太快的速度必然带来质量问题，你像一条路，很快修起来，过两天又拉开一条口子。这样的事情很多。你谈的这个问题相当于整个国家的效率问题，在美国加拿大那帮人一周恨不得只干四天半，然后动不动就要休假。但为什么他国家的整体效率高呢？后来我想，他的商业环境决定了每个人的单项效率不高但是加起来整体效率就高了，这属于另一个范畴了。
《中国商人》：你在加拿大研究的都是哪些领域？
kelvin zheng：实际上我出国主要有三个理由。出国留学是小时候的一个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也想出去看看，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人家是怎么做的。而且做IT这个行业西方是龙头，你必须去看看当前的最高成就，这边怎么回事那边什么情况，看完之后你就通了。这是我出国的原因。出国之后，我刚开始选的是计算机专业，同时申请了一个MBA，后来我又放弃了MBA。放弃掉的原因是时不待我，念个两年实习个三年五年就过去了。后来朋友也讲，他说你想去打工的话，MBA是个敲门砖。但如果你要去创业的话，你还不如放弃掉，而且中国机会那么好。现在看来放弃是对的。
《中国商人》：在国外那几年，西方的商业环境等方面有没有什么给你印象深刻的事？
kelvin zheng：有。我读硕士的时候，有两个办法可以拿学位。一个是做论文，一个是修学。我选了论文，这个比较难。当时我有一个想法，第一我想知道西方的研究是怎么做的，西方的科研成就那么高，它的原因在哪里？第二我要在西方的大公司去做一段时间工，看看西方的公司是怎么搞管理的。我后来的体会，第一西方的科研水平为什么能不断地提高，是它的体制好。比如做论文他给你设定了一个规则。它不分国内水准国际水准，也不分国内刊物和国外刊物。因为它的国内刊物就是国际刊物。这是第一个不同。还有在做论文之前，它先给你一个方向，选题的时间是八个月。你要沿着这个方向找一百篇论文，如果你找的论文超过一百篇，说明你的题目定大了，你不可能读完。如果只有十篇，那你的题目就定窄了。然后一百篇你要通读，其中的二三十篇要精读。这样你就知道目前的国际前沿成果已经到什么水平了，你的论文一定要是站在别人的肩上。它这个科研体系的制度设计是层层推进，像人梯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上去。看起来每个人的贡献都很小，但它几乎可以把全人类的工作所有人的成果累加起来，这种搭天梯的方法很好。我现在理解政府该干什么，就是把商业环境搞好，把规则设计好。我们在想美国人又懒又笨，为什么美国那么发达？出去之后你就明白了，因为它整个国家的效率高。就刚才说的搞科研，一个简单的版权制度，如果你不注明出处，就有很多人唾弃你，如果你是一个有名的教授，可能教授的职务都被拿掉了。这就比较严重，所以大家都遵守这种版权制度和治理成果。你在这个领域一生中可能只发表了10篇文章，但是1000个人加起来是10000篇，这样不断推动越来越远。再看它的工业和科技的接口，这也是我关注的地方。科技永远是要领先于工业，往往是我买来两年前或半年前的科研成果拿来转化为实业。然后工业有工业的规则，比如搞软件，它往往是上千人编一个软件。怎么管理呢？你看IBM一半以上是管理人员，一半以下是搞软件的。我们是每个软件工程师都是一个艺术家，IBM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工人，我就做你交给我的事情，但决不走样。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的一个GM。一道一道程序，一个残次品下来，我的朋友给修好了。结果受到了同事的唾弃还被主管大骂一顿。他的理由是：你破坏了这个制度，同时你耽误了你该干的事情，最后，你的上线继续犯错误但他却不知道。这样它整个社会的结构就像一个一个方块累加起来。每个人干自己该干的事情，整个社会就很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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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和效率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商人》：就像盖楼一样。
kelvin zheng：对，你只是其中的一块砖没关系，但一块一块加起来，楼的高度就上去了。还有它对版权的极度认识和尊重。我做论文，有几个出处没加。结果我的导师就指出如果你这论文发表之后没加，就是一个严重的剽窃行为。所以看起来不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只要你引用了，就必须加，这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断面，说明西方对软性的如版权成果保护得特别好。
《中国商人》：但是像IBM那样，一半的人去搞管理，一半的人搞软件，也容易也导致公司管理上的官僚化。
kelvin zheng：官僚和效率是一把双刃剑。官僚意味着你的规章制度过于烦琐，会束缚一些东西。我离开美国的时候，为产品推广项目找一个在美国比较大的厂商的销售总监。找了两个星期，手机是关机，电话是留言，email一打自动回复说他休假两个星期。我们当时都感到很震惊，一个销售总监负责一个公司的产品的销售，这么重要的人要是在中国，他必须是24小时开机。这就反映它为什么干不过中国，中国的效率真高啊，实际上IBM的转型也说明这个问题。我比较尊重郭士纳，他在接手IBM之前，是美国政府打电话劝说的。他是个卖食品的，他到IBM之后大家都觉得很神奇，这人根本就没有IT的背景怎么可能管好这么一个企业？但他对IBM的转型还是很成功的。实际上一个公司太大以后，无论技术还是管理，都成了智障。他从圈外进来一下就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但是光讲效率和创新没有那种规矩也不行，你就很难支撑一个大厦。中国企业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官僚，而是公司都不够大。我们现在做得比较好的都强调没有干部，实际上公司的管理还没有定型。
好的创业项目需要两条腿走路
《中国商人》：除了对市场增量引发商业机会的关注，对于初创公司或者个人创业你还注意过什么问题？
kelvin zheng：我还有一个观察可以总结为对一些新兴领域的“领先介入”理论。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你不能到别的地方你要去深圳。在深圳这样的地方，一个卖鸡蛋的老大妈看到很多人买股票，她问这是在干吗？有人告诉她买股票能赚钱，她把鸡蛋卖掉之后投入股市，结果赚得一踏糊涂。就有这样的神话，这说明在一个新兴的开发区，或者某个领域，你抢先介入了，就能赚到钱。目前中国的开发区已经不多了，但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我就看到在中国的互联网领域，它是飞快发展，没有规则又在等待规则的过程。所以我要做就做互联网，我一定要从技术的角度、工业的角度，从中国的发展现状去了解。
《中国商人》：回国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人不少，多数都是做一个纯粹的网站然后去融资去上市。你的公司是互联网和实业的一种结合，你在出国之前就有参与创办互联网的经验，这次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做？
kelvin zheng：我先谈一下我对互联网的看法，首先互联网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标志。我跟很多朋友探讨过，互联网的价值在哪里？信息社会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信息的流动更迅速更廉价，一上网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查，门槛大大降低。所以现在靠信息吃饭的机构和个人日子越来越艰难。第二点，信息社会的价值在哪里？我认为其价值也有两点，首先是一种信息迁移。由于信息社会的到来，使一些传统产业被侵占，它会迁移到互联网来。迁移的部分就是互联网的价值部分。举个订票的例子，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能买到票，就可以减少很多线下工作人员的工作机会。传统售票业务的50％甚至更多份额必然要转移到互联网来。这样通过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很多新的机会被创造出来。其次互联网本身它是一个社区，社区可以产生价值。唱片业会萎缩，是第一个例子的印证。现在做唱片人很难，盗版问题只是一个方面，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侵蚀是更主要的原因。你像网游，纯粹是一些人在网上打游戏，现在也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我选互联网也有两个方向的考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是一个方向，第二纯粹做互联网公司网上社区的盈利比较难，不盈利就会产生不断烧钱的问题。它是通过烧钱把行业地位提高之后卖价值。我觉得这样是一条腿，而好的选择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你有一个很好的概念，有足够的想象空间、市场空间和需求潜力。同时你有现实的利润，你的项目盈利就是乘积关系，从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携程网比较成功。
专注于礼品市场的电子商务
《中国商人》：既然你想做实在的电子商务项目，为什么又会选择做礼品的服务项目？
kelvin zheng：我不做纯粹的互联网公司，干那些烧钱的事情，我想走更稳妥的路子。目前来讲做大而全的电子商务，我已经失去了机会。像阿里巴巴做得很好，eby、当当做得也不错。我做大而全的跟他们是一种竞争，而且已经失去最佳时机。这时候我就是要做单纯点的网站，狭窄类的礼品市场。礼品市场它相当于中国电子商务的一块，在中国特别有发展潜力。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啊这样的东西。现在国内有上千家礼品公司，但我觉得它们不是真正的礼品公司，应该叫作纪念品类公司。开一个会，每人发一个小东西，几十块钱也好，打上活动的LOGO，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就送你我想给你的东西。这样就违背了收礼人的意愿。在中国送礼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不知道收礼人喜欢的是什么，而收礼者又不好意思告诉你他最需要什么。
我们第三方机构就比较好解决。我们结合了相当于礼品券和目录销售两种方式。送礼的人说我要送50元的礼品，而我单位有1000个人啊。没关系给你一个册子，收礼人从册子上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然后打电话我们送礼上门。
这样就解决了送礼人的烦恼和收礼人的郁闷，现在有几十种上百种甚至更多，总有满意的吧？而且以前送人一台电脑，大包小包谁都看见了，现在有个册子就好了，一打电话我们给你送家去了，谁都不用出门。收礼人送礼人都不需要去商场选东西。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积分客户，到一定程度需要回馈，首先他需要选上万件商品，然而找一个仓库放在那里，管理也复杂。他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所以他可以外包给我们。我们是专业做这个的，我们可以挨个做配送，这样他省事，收礼人也很满意。
《中国商人》：现在不少公司实际上也在做这样的业务，你认为你将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变化？
kelvin zheng：我总结了一下，礼品馈赠已经进入3.0时代，这是一个需求定制的时代1.0时代，你就去商场购买礼品自主完成送礼的全过程；2.0是产品定制时代，我可以在产品上打上你的肖像，或者几句祝福的话，作为一种纪念品出现，这是产品定制时代。礼品3.0是需求定制时代，是一种更人性化的模式。这是从服务的模式来讲，实际上从服务的范围来讲，我们是一个礼品服务公司。你凡是想送礼想回馈客户，这一类的服务外包给我们。我来提供所有的服务，从产品定制、手册定做到你的市场活动，包括相关的材料以及配送上门，我们就是搞这服务的。
《中国商人》：你总结一下自己在国外的感受为什么回来创业？
kelvin zheng：我一个大学的朋友在加拿大一家公司，位置已经很高了，他每月工资8万多加元，她的太太也有5万多。生活没有问题，工作也很清闲，4：30就下班接孩子。然后每天早晨9：30上班，下午4：30就下班。周而复始，天天如此。但我的朋友感觉这样的生活没劲，他一眼就可以看到自己退休以后的样子。我也有这感觉。阿甘娘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她说：把上帝赐给你的东西发挥到极致！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人生取向吧。就像你放风筝一样，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再也上不去了，你知道你就这么大的能量。但是你已经蹦到最高了，你的生命得到了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