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中国，邀约中国企业家参与一次慈善晚宴，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成了商业界的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读着这条新闻，我突然想起一则轶事。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应邀到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钱穆问当时的中国首富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接着，荣德生突然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他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
去年我访无锡，当地人带我遍走荣家遗迹，花枝烂漫的梅园，已成废铁的工厂，依然屹立的是石桥。荣德生果然说对了。当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消费和享受之后，它的拥有者将如何处之，这是一个比创造这些财富更为艰难的命题。
从来没有人因为富甲一时而长久地被人们纪念，相反，人们常常提起的是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及相关的细节。我曾经编著过一本《首富》，写的是全球当今三十个国家的首富。一定要为这些富豪寻找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的话，就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财富与慈善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做做给世人看的。一半以上的首富是他们国家中最大的慈善捐赠人。
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此，任何个人也不例外。
这十多年来，我读得次数最多的书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韦伯第一次揭示了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渊源关系，他论证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家毕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但却对这笔财富的消费不感兴趣。韦伯认为，那种源于达尔文宿命学说的生命观念，使得那些人勤俭、自律、诚信、清洁、对单纯娱乐非常厌恶，对劳动的热爱对应成为“上帝感召中的使命感”，他称之为“新教精神”，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经济成功的精神起源。
在这本小册子里，韦伯反复言及的大概只有两个词：贪婪与控制。他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于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对财富的贪欲确实是企业家的最大敌人。如何克服，他的药方是新教伦理。读到这里，就一直读不下去了。因为，中国人从来是入世的。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情结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抽象的形而上的信仰。千年以来，我们从来只相信现世，即便是匍匐在香火缭绕的庙堂，我们还是在乞求佛祖让我们今世身体健康、财源广进，而来世能够投胎进富贵人家。
我们从来没有原罪感，没有人生而为了赎罪的道德前提，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卢梭看来，这是公民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起点，那么靠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商业人生?我们现在有的是：制度的约束，这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很多商业行为是完全边缘化的。我曾请教过很多人，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告诉我，答案是新儒家伦理。他顺手写下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张载的立心、立命及开太平跟平头百姓有什么关系?我在无数个乡村和读本中行走。黄河青山，中国人千百年来信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足以流传和让他们为之牺牲的?我期望得到的答案，好像仍然在大雾弥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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