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力量在民间资本融资中的作用
2010年5月22日，由《中国商人》杂志社、华夏时报社、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联合主办，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特别支持的“财富商人·中国民间商会秘书长沙龙”活动在北京健一公馆举行。
沙龙就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围绕“中国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等若干问题展开了讨论。沙龙由《中国商人》杂志编辑部主任侯耀晨主持，安邦集团董事长陈功、信诚银保总经理任庚、渣打银行北分行长SM、中国杰出湘商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伍继延、北京福州商会秘书长吴绪彬、信诚银保部纪宏在活动中发言。来自商会、企业界三十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沙龙。
侯耀晨（《中国商人》杂志编辑部主任）：今天我们把大家邀请过来，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国务院近期下发了十三号文件，主要精神就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石油、航空、铁路以及金融行业等垄断领域。因此，我们今天坐在这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可能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民间组织第一次对国家政策有如此及时的反应。今天，为了参加这个会，除了上次参加过《中国商人》在京秘书长沙龙的老朋友，还有一些新朋友都是从外地陆续飞回来的，大家都特别重视这次会。同时，在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领导，欢迎大家的参与！
世界上有一条很有意思的街道，这条街道上有几个牛人，据说他们的智慧加起来相当于人类四百年加起来的精英智慧，但是这几个人执行的一项任务却让全球陷入金融灾难。我说的这条街道就是华尔街，中国投入四万亿以后，全球的学界人士都有一个担忧，国进民退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当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国务院十三号文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一些一些垄断行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此外，我还注意到新华社刊发的一个新闻，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5。我们大家都知道，基尼系数如果超过0.4就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和谐，对于这方面政策应该怎么去观察，它对我们民间商会以及民间商会所属的会员企业意味着什么？纯粹是属于中国特色的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 随后我们会重点讨论这些问题。
《中国商人》杂志一直致力于服务民间商会、民营企业以及第三方研究机构，大家经常有场合能够碰面，从而诞生一些创造性的思维，就像我们今天的会叫“中国商人·商会领袖沙龙”一样，以后每个月我们会举办一次，希望大家在以后参加的时候，能够接触到、分享到有用的信息。
陈功（安邦集团董事长）：
“新三十六条”吹响了集结号
前段时间在我休假的时候，我看过一期电视节目，节目内容是讲一个养天鹅的人。因为地理位置闭塞，信息不畅，他养天鹅养的很成功但却不能变现，不能赚钱。后来一则报道改变了他的命运，各种各样的订单、合作机会都来了。我很奇怪，到底是谁帮了他这么大的忙，信息一下由很闭塞变得很流畅，使他赚了大钱。追根问底之下，原来是《中国商人》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然后经网络的转载，生意和合作机会就都来了。在信息社会，这种操作是一种很经典的操作方式，很多时候铺天盖地的宣传还不如找准一家媒体，通过它，再去驾驭网络世界，效果可能是一样的，但花钱的多少分别就很大了。所以《中国商人》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今天讨论的问题主要是“新三十六条”，这样的一个政策，对它的评论一般在中国学界都会引发两种态度，一种说真话，一种说假话，两种态度的效果一定是截然相反的，在你的经营活动表现中也会呈现不同的结果。专家学者现在娱乐化的趋向非常严重，不是专家学者自己想娱乐，而是这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专家学者讲话还不如周立波、韩寒的讲话管用，他们讲话愿意听的人更多。很多专家学者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也尽可能地用周立波、韩寒的方式去讲，用各种各样娱乐化的方式去讲，这就是娱乐化的一种后果。没有人在意是非曲折，在意正确与否，人们更在意的是过程，而这个过程更像是演戏。所以，严肃的讨论某些问题，反而变得很罕见了。
“新三十六条”的出台，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和背景还是前段时间“国进民退”的巨大争论。“两会”之后国进民退的巨大争议有所削弱，一些新的政策逐渐出台，这也是风浪逐渐退潮的原因之一。但在不远的过去，“国进民退”争论声音之大还是甚嚣尘上的，很多专家学者都站出来支持这个观点，“国进民退”在一部分人眼中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同时，也有很多重量级的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姚先生就持这样的观点，说是数据不支持这种观点。应该说，“国进民退”还是在“两会”之后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认识，毕竟这样发展下去对改革是不利的，因此，“国进民退”可能是“新三十六条”出台的一个重要背景。
“新三十六条”出台的第二个原因，可能跟眼下投资和分红巨大浪潮需要泄洪有关系。任何炒作、投资都需要舆论的配合，也有人说浙江人、温州人比较能炒，炒楼、炒股票、炒黄金、炒大蒜，炒了很多，而且要命的是每次炒作，媒体都会有很大的反应。
我们的投资行为，庞大的资金凝聚在一起的压力，这是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处理，高层、政策层面都在动脑筋，还会有政策出台。新三十六条”只是其中之一，引导、鼓励一下，指明一个方向，这就是泄洪。不泄不行，就有“发大水”的可能，所以至少也要尝试着往泄洪的方向试一试。
第三个原因，对于某些具有垄断性质的“不太听话”的大型国有集团，通过开放某些垄断行业的竞争，来给予一定的刺激。你不是“不听话”吗，那我就引入一些竞争者，让你看到自己也是可以被替换的，开句玩笑说，就是要让你看到，你并不是唯一的垄断者。
我认为对于这次政策的出台，不能太兴奋，但也不能无动于衷，客观地说，实际上这次只是吹响了“集结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经营思想做某些调整，利用好这次政策的契机。要知道，“新三十六条”提供了一次机会，实际也仅仅是一次机会，不一定是现实，但民营企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应该怎么去做？最好的做法我认为应该是把分散的资源，能够用某种方式集合在一起，比如PE或者其他的一些组合形式，总之要把分散的、小规模的产业和资本用某种形式拼在一起做大。如果是几十个亿的身价，政府部门就不得不严肃认真地跟你去谈，尤其是当你不是一个人，你是若干人员在一起形成的财团，形成的基金机构，你就更有影响力、更有社会地位了，那你就可以巧妙地运用这次政策机会了，这点是很重要的。
对于一切政策机会的利用，我们必须要有战略投资家的眼光和知识积累。作为战略投资家，对人民币汇率应该是熟悉的。要知道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就是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中国政府是受到一定外部世界牵制的。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大门慢慢打开，我们对外投资的大门也就打开了，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的选项。如果未来中国的垄断行业依然采取关门的政策，大量的资本就会走出去，当然那些走出去的资本也会有风险，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怕风险吗？我们根本不怕。
所以，垄断行业的开放是大方向，这是有可能性的事情，当然这是从战略投资的角度看问题。所谓战略投资，就是投资的思路要带有战略性的思考，这种投资方式叫战略投资。在战略投资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杰出的人物，比如索罗斯，他就是一位很伟大的战略投资家。他可能很长时间都不采取真正的行动，可是他一旦发现战略性的机会，就会扑上去集中所有资源做战略性的生意。这种就是战略投资，这种投资往往超脱于具体的行业和产品。我不是说大家不该做现在从事的行业，而是说大家应该有一种战略思考和战略意识，应该关心社会当中的趋势性变化，看到大好机会就不要放弃。大家要是能够团结起来，把资源结合在一起，比如结合在私募基金的旗帜下，集合在产业基金的旗帜下，集合在各种产业财团的旗帜下，用资本集团的形式去发现机会，做各种各样事情。这个时候的成功率会高很多，而且这也是在中国当今社会中比较可行的一种方式。即使将来你不在中国，考虑走出去投资，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分散了很多的风险。
现在“新三十六条”的出现，给大家吹响了集合号，大家要集合起来准备出发，道路究竟有多漫长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拿下既定的战略性目标也不一定，但是最起码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集合的时候。
伍继延（中国杰出湘商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
商会作为中介，最重要的作用是搭建桥梁
作为民间商会的组织者，我们在组织民间商会的中间，也非常明确地感觉到，第一，无论是作为产业经营上的民营金融产业还是依托金融产业发展的民营企业都对民间商会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第二，在实践中，很多商会已经在这个领域做出了一些探索。
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应该是广义的金融，大金融的概念。我初步归纳一下，我们现在的民间商会运用各种形式的金融工具已经有若干层面的合作，最低层次的就是80年代温州的民间抬会，那个时候还不是完全股权意义上的合作，更多是一种借贷形式，每个人出100块钱，十个人就是1000块钱，这笔钱交给谁，商业上有用这笔钱的人，几个月之后，第一个人用完支付完利息后，下一个人可以接着用。这样一种民间原始的金融合作，在浙商中间已经上升到比较高的层面。第二种形式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以股权合作为基础的，以私募基金或者以民间财团的形式进入产业投资。比如，有10个股东，每人5000万，以这样的形式构成了一个资产5亿元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以更高级形式出现的财团。现在可以看到很多PE做私募的股权投资，但是由于我国目前政策的限制，所有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很合适的方式来做，大量的PE还是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存在。
产业基金在落实三十六条中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方式其实可以有两种，一种是行业商会的模式，比如同样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可以结合发起成立一个产业基金，来从事行业性的投资；一个是以地域商会为基础。我刚刚从福州参加完第三届世界闽商大会，闽商以家族关系、地域关系形成了很多民间投资基金。闽商的特点是不用打条子，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我要做一件事情，这个家族、村、乡就会跟着干，把钱交给这个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投资基金的概念。如果通过落实三十六条，能把大量依靠地域商帮，依靠地域关系建立起来的民间基金利用起来，也会有很大的作用。福州长乐人投资钢铁行业，全国的民营钢铁很大一部分是长乐人在做，他们的这种方式就是典型的地域商帮，像这样的方式在民间有好的探索，但我们现在缺乏一种从国家政策方面对民间私募基金的认可，无论是行业形式还是地域关系的商帮。
前段时间，在温州做了一个试点，允许筹建小额贷款公司性质的机构，用它的资本金来放贷款，当然这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银行。所谓的浙商银行、徽商银行我的理解更多的也是地方政府的一种噱头，城市信用社改制后变成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做大一点就变成了现在的浙商银行、徽商银行等。民生银行最开始的初衷，是经叔平先生作为全国工商联主席的时候提出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提供这样平台，实际上这个平台一旦成立之后，我们体制管理的特点决定了，最后服务的对象还是和大银行一样，有谁感受到民生银行有什么不同吗？
随着高科技、互联网的兴起，有一种移植过来的概念叫做风险投资即VC，在VC方面，一种是从国外搬过来的模式，另一种类似于深圳创投这样国有公司的形式。
我感受到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能否把政策上的三十六条及时落实到一条。既然对外资强调给国民待遇，那能不能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实际上我们很多行业对外资是可以开放的，但对民营资本是不行的。三十六条最后还是落到不同的部委，出台相应的政策，怎样配套落实，没有配套政策下来，一切都是空谈。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随着近些年来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大家已经深刻意识到经济转型所带来社会的变迁和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若干年前做过一个研究，不好意思再讲阶级了就把中国划分为阶层，好像当时提出九个阶层，阶层的划分也就意味着社会的分化。原来我们都是一元化的，市场经济之后，把经济的权利还给了企业家和个人，赚多少钱花多少，不用制度来安排了，但由此却带来了一些问题，就是经济权利有了，可是我的社会权利在哪？也就是说我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来更好的保障我的经济利益？这些年来，我们这些民间商会的兴起恐怕是和这个密切相关的，商会商会，顾名思义就是商人的组织，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商会的企业，商会会员的发展和他们的利益服务，在一种不充分的市场环境和不完备的法制环境下，很多时候我们通过结成商会的形式，靠团结就是力量的感觉，大家走到一起。
闽商在全球的社团是最多的，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数十个民间社团组织，在国内，福建工商联统计有四百多家，这个统计我估计只到了地级市，应该不止。这些商会组织，在实践中间也做过一些探索。比如最早，银行界的朋友也认识到商会组织的作用，因为银行要靠这些企业来提供存款的基础，同时也可能发现优质客户，然后放款，大量商会和银行进行战略合作。更具体一点，就是商会以会长为首成立一个担保公司，现在很多担保公司变成了小额贷款公司，就是在商会内部放高利贷，因为担保实际上很难做到。
现在，如果我们落实36条，依托商会组织所建立的战略合作能够落实到几个环节，一个就是把担保公司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如果银行业在监管模式上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对中小企业还是这样一种状态。换句话说，中小企业虽然可能风险更大一些，但放给民营企业收益可以更高一些，在这种状况下就可以通过担保公司进行担保，将担保公司的作用发挥出来。第二就是小额贷款公司，现在大量的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弥补不足。也就是说，通过商会这个平台，通过商会会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信任、了解之后，可以把这个圈子内多余的一些资金集中起来，以小额贷款公司的形式呈现。
当然，从国家政策上讲，如果能够对产业投资基金有更多支持，特别是通过商会平台建设产业投资基金，给民营资本一个基本的国民待遇，能够允许以民营资本为主成立产业投资基金，恐怕比小额贷款公司作用更大，商会组织能在其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商会是一个中介组织，很重要的任务是搭建桥梁，但是商会本身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NGO，不能从事盈利性的行为，商会这个中介有时候做了担保公司或者小额贷款公司，又有可能变成少数股东的组织。因此，中间会有一定的矛盾存在，即在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和一个盈利性的组织中间，商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商会就有可能变成几个股东的商会，因为他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它摇身一变成为某种准金融机构的时候，它会很希望把商会这个平台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在执行三十六条的时候，商会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吴绪彬（北京福州商会秘书长）：
“新三十六条”对民营企业是个机会
今天实际上谈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民营企业怎样创立金融业，另一个问题是民营企业从长远来说，自己的财富、财产的保全问题。
中国民营企业早期发展是靠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靠市场的各种政策，当时的环境什么生意都好做，包括异地差价倒卖东西都可以。发展到今天，民营企业不再是当初的小打小闹，很多民营企业规模已经非常大，财富积累也非常多。但是，民营企业今天面临的形式却非常严峻。现在国企和外企非常强势，金融危机以后，大家都在说国进民退。根据我接触的民营企业家反馈，现在民营企业生意不太好做，政府产业政策，包括行业的调控政策摇摆不定。民营企业面临的政策风险非常大，包括房地产业，虽然房地产是暴利行业，但他也面临着国家的调控政策。比如这一轮的调控，虽然短期看来并没有很大的杀伤力，但是很多中小房地产公司，我估计它最多还能支撑半年。如果这一轮调控时间比较长，到今年年底，有一部分中小的开发商资金就相当紧张了。
新的三十六条出来以后，对民营企业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创立金融业。在此之前，像北京银行等城市银行，为了增资扩股也出卖了一部分股权，但是比例很小，现在部分垄断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就看民营企业家如何把握机会了。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开了一家银行，专门吸纳广东、福建、浙江三个省在国外的同乡，做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业务，据这位朋友讲，一年通过它的银行兑汇大概有40亿，他赚中间的手续费数目就非常大了。
资金比较雄厚的民营企业为什么拼命炒股、炒房、炒黄金，是因为投资渠道非常窄。现在开了金融业的口子，民营企业瞅准机会不是不可以介入，但这得看自己的眼光以及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以及投资方向和投资领域的选择。只是现在民营企业家有这种意识的不多，一个是本身实力的问题，另外就是这种意识不足。比如，民营企业要让他进行风险投资非常困难，有些东西看似有风险，但从长远来看，回报率很高，包括现在一些文化产业。但是很多民营企业比较在乎眼前的效益，喜欢见效快的产业，这就是理念的差距。
刚才有人谈到民营企业资产保全问题，现在大家看到富人很多，我们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但是做生意是有风险的，最好是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因为很多大企业在疯狂扩张后却又迅速倒闭。企业要发展，首先做强才能做大，必须有足够的资金能够注入，得有管理人才能够派遣，还得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移植，这样才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民营企业现在的寿命通常很短，真正成功的民营企业总量不多，民营企业家对内对外都要面对很多问题。现在民营企业家做生意，不是单纯地像以前那样做，要凭资金、人才、管理，要凭自己的理念和眼光。实体经济现在很难做，但是资本运作空间却大得多，如果民营企业家懂得资本运作，那就大不一样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理解的资本运作就是炒股、炒楼、炒黄金，这种非理性的投资是不对的。我现在在商会工作，也是想改变一些民营企业家的价值理念，包括企业的管理理念，为民营企业家服务好。
